乔布斯传,乔布斯语录

从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让论《乘凤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陈云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毛泽东曾宣布“反冒进解决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指出假如“有些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对迅速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党内已经很难发表不同意见了。
  这时的周恩来处于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他必须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一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并检讨反冒进的错误。他的内心里觉得自己跟不上毛泽东。经过这年上半年的反对反冒进,他处在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他有很强的组织性,他尊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维护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人,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上又要尽可能地坚持稳重与谨慎,使之健康发展。对一些过头的做法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不能不管,又不便于公开地在方向和方针上提出不同的意见。在当时的地位和形势下,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认识,试图使事情的发展更符合实际的可能。
  就在他做检讨的1958年1月下旬,他在审改《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预算草稿的报告(草稿)》时,在文中“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语的“15年内‘之后,增加了“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九个字;并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改为“并且争取提前”。这些,在当时“大跃进”的气侯下,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毕竟可以看出他同“大跃进”的倡导者和积极拥护者之间,思想上是有距离的。
  周恩来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被“大跃进”搞乱了,“建议”提出的指标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起不了约束的作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8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和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决议。这次会议对农业形势非常乐观,估计1958年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到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一90%,据此提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中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有人发愁粮食吃不完,要缩小耕地面积,实行园田化生产。这年有了许多“大办”,包括大办农业。有的地方粮食放“卫星”,报告说稻子亩产几万斤。周恩来亲自去看,看了一块挂牌亩产10万斤的高产稻田。田的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说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这是将几十亩田的稻子移在一亩田里,是弄虚作假。因为当时有外宾在场,他没有提出批评,但是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沉重。7月18日.周恩来到上海市郊马桥镇看高产田,听说1亩地种了12万穴,他当即指出,要合理密植,并提醒乡党总支部书记要关心社员的生活,要让社员吃好休息好。同月,周恩来在广州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时,对他们说:粮食产量要避免虚假性,要保证社员的口粮,并且告诫他们:千万不要讲大话,损害群众的利益。河南在大刮共产凤时,周恩来到河南去视察工作,批评过省委主要负责人,要他谨慎。
  1958年的钢产量,原计划是620万吨,这是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及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中规定的。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把本年的钢产量增加到800万至850万吨。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钢铁翻一番,就是要从1957年的535万吨.达到1958年的1070万吨。于是掀起了全民炼钢、大办钢铁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河南省新乡市放出一天产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米看到这个材料后,问身边搞过钢铁生产的秘书顾明这有无可能,顾明回答说:我们在鞍山钢铁厂,炼一吨生铁,需要贫矿石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102万吨生铁,需要1000多万吨的运输量,所以这不可能是真的。周恩来就要顾明到河南去看看。顾明去看后,把土法炼出的所谓生铁带了回来,实际上,其中最好的也不过是含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大批农民上山炼铁,许多地方分不清什么是铁矿石,把比较重的黑石头块当成铁矿,也弄不清一吨是多少,把一担当作一吨。周恩来为了减少盲目性,想加以引导,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钢铁会议。秘书建议把大学里化工系的学生派下去,帮助农民分析化验铁矿石。周恩来采纳了,调了1.3万多大学生去各地帮助分析化验。但是,当时几千万人上山炼铁,这点大学生是无补于事的。到了冬天,中共四川省委工业书记陈刚向周恩来请示汇报,说四川还有几百万人在山上,既无寒衣,又缺粮食,钢铁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周恩来指示:立即下山。
  大办钢铁,使国家直接损失几百亿元,大伤了我国经济的元气。“大跃进”初始阶段的几个“大办”中,还有一个大办工业。地方工业盲目发展。周恩来不可能从根本上来制止这些
  “大办”,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泼了冷水。1958年7月,周恩来故乡淮安县的副县长王汝祥到北京,想为办地方工业解决钢材问题,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关怀地询问了淮安的经济生活,但是向王汝祥建议:淮安县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农业上。地方工业除手工业和土法生产的以外,今年不宜搞得过多,而已设备和钢村都供应不及。倒不如集中力量先把铁木农具厂搞起来,然后再及其他。这一段话,说明了周恩来是清醒地看到“大办”中的问题的,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当时未能引起全党的重视,而在大办钢铁、大办工业的思想下,在财政下放的体制下,各地互相攀比,办起了许多无原料、挤占国营企业原料的社办、县办工业。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就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以浮夸凤、“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前一段的“左”倾错误,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不能消除商品生产,不能剥夺农民。接着,毛泽东又在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23日讲了一次话,提出要“压缩空气”,办事要有充分的根据,钢产量计划指标要降低,各部门都要把根据不足的指标降下来,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接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周恩来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醒全党认真注意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原则,认真使经济计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互相保持适当的比例。
  这以后,周恩来就比较好讲话了。1958年12月27日,他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1958年这一年,经验有两点,一是高速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一是必须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第二天,他又召集陆定一、康生、张际春、周扬、杨秀峰、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复衍、陈克寒、林默涵、徐运北、荣高棠、吴冷西、姚臻等,就文艺、卫生、体育等方面在高速度发展中的一些偏差,进行商议。周恩来指出:要承认共产主义的热情,但“领导干部头脑要清醒”。他还说:我们每个人的讲话如果不妥当,“完全可以驳,不要树立迷信的权威”。
  这时候,他已经在忧虑经过1958年的大浪费,1959年的人民生活了,12月24日,周恩来到河北安国县和徐水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一些新居民点。当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子,他心里很难过,感到这是把党的谦虚作风丢掉了,变成了浮夸。在回来的途中,他向陪同的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人解学恭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减少耕地,今年的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了,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要注意听老农的话:允许吃饱,但不能浪费粮食。
  1959年从年初到7月庐山会议前,周恩来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纠正工作。他认为:1958年全民办企业,每个公社办一点工业,一个县办很多工业,把材料占用了,大企业反而感到不够了。他同中共石家庄地委、河北省委负责人研究生产时说:去年由于对农业估产高了,在估高的基础上生产布局多了,造成了市场的紧张,现在要落实,抓工业产量,抓农业生产、商品性生产和市场。“搞生产必须注意算帐”,“要搞综合平衡”。从省委起,都要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对于工业,他作了分析:由于原材料不足,有些工厂不得不时开时停,停工待料;有些建设工程,安了柱子没有房顶,建成了房子没有机器设备,或者有了主要设备没有次要设备,不能及时投入生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基本建设摊子摊得多了,工厂、企业的增加超过了原材料增长速度。他说:有些农村原材料过去是供应城市的,现在他们也搞基建,办工厂,一个公社办一点,一个县就是不少的点,他们自己把原材料用了,就没有城市原有企业可用的原材料了。技术落后的企业有原材料,技术先进的企业反而没有了。
  在庐山会议前,周恩来坚持和宣传了上述的看法和主张。这种看法和主张,他在中共中央的会上也说。如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恩来就批评了1958年的“大跃进”是“主观主义大发展”,“打破了客观规律”,目前农村中对农业的产量估计过高。
  1959年7月2日起,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期,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8个问题(读书,形势,今年、明年和四年的任务,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体制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学会过日子问题,三定政策,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等),对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讨论和总结。周恩来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了“大跃进”的缺点和错误有以下几点:计划指标偏高、基建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权力下放过多,把战略口号当作了行动口号;工业上加工工业搞多了,原材料工业搞少了。他指出,只有这么多的米,只能做这么多的饭,9000万人上山,大炼钢铁,这是一股革命的热情,付的代价很大。他主张进行调整。
  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全力抓调整这件事。7月10日到12日,他三次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他在会上讲,陈云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目前急需抓综合平衡:则政上的货币平衡、国家物资分配平衡和商品平衡,并提出了(一)国家要算帐;(二)银行贷款要归口,专款专用;(三)对限额以下和以上的基建项目都要分别采取措施,堵口;(四)对停办项目的人员要导流,给以出路;(五)增产,活跃市场;(六)节约。
  7月18日、21日,周恩来两次召集国务院各部的负责人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讨论计划工作。他在会上又强调要抓财政、物资、现金的平衡,指出要略有节余。他认为1958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就补了15亿元。继续跃进过分紧张,耍抓好综合平衡。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了。他提出:指标到底放在哪个杠杠?基建到底铺多大摊子?要大家考虑。7月23日,周恩来召集副总理们开会,提出当前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综合平衡没有搞好”,指标太高,“超过了实际可能”,没有留余地,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落实。(二)产品质量下降,需要解决。他指出要“当机立断”,下决心调整指标,“缩短战线”,准备“明年把农业搞上去”。
  就在周恩来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彭德怀上庐山,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大跃迸”中的错误和经验教训的看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16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印发给了会议讨论。周恩来也看了这封信。
  这时候,一位同意这封信内容的人,隐约地听到了不利于彭德怀的风声,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在7月20日左右的一个跳舞晚会上,询问周思来: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
  周恩来回答说:那没有什么吧!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信,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怀相通的。他曾经对身边的同志讲过:彭总的信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不料,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错误地批了彭德怀,认为这封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转向了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周恩来原来进行的平衡和调整工作,自然地也就中断了。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还发出了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并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
  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这期间,周恩来的心情非常沉重,很少发表意见。这次反右倾的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反对右倾的运动,使经济战线上一些敢讲真话的同志几乎都挨了批,有的甚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59年的路子继续1958年的走,继续“以钢为纲”,挤农业,挤轻工业,挤人民生活,市场情况越来越紧张。1960年又是高指标,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要动员7000万人搞钢铁。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大跃进”,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的三年大冒进。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
  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井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
  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
  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面对严重的困难,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人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紧急调用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煤矿上因粮食供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食补助和每月的白酒。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渡过困难的岁月,这个小组作了许多工作。
  困难时期,周恩来突出地抓了粮食问题。
  1960年粮食产量是28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了三成。那时候,全国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全国6亿人口,城市人口1.2亿多,“大跃进”多了2900万人进城吃商品粮。国家需要有360亿到400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应,而1960年国家库存只有180多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有的大城市如沈阳、大连只有几天的存粮。许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周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要秘书制定了一张像“哈达”那样的粮食大表,上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定向备地调拨粮食,并且下决心进口粮食、精简2000万人下乡,这些都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并作出决定。
  为了渡过困难,周恩来抓粮食抓得很细。当时的粮食部部长,一个星期要被找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一般是晚上找去,有时晚上九十点钟或十一二点钟去,谈到凌晨三四点钟。在深夜,邓颖超就送去一些饼干等,偶尔也端来一小碗素挂面。这都是周恩来自己出钱,不向国家报销的。那年月,中央经常召开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都是由周恩来出面的。所以李先念说过:管粮食、管吃饭的分三线。粮食部在第一线,由他们先同各省区协商,能够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线是李先念,粮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李先念请出来。第三线是周恩来,李先念同他们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总理请出来。于是,周恩来就把粮食部领导人带上去拜访,一个省一个省地定。那时,调动600万斤粮食,都要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直接抓粮食工作,是从1959年开始的,大约一直抓到“文革”开始。粮食情况开始好转,是在1964年以后,产量逐渐回升,到1966年已回升到4000亿斤左右,城市供应比较好了。为了解决6亿人民要吃饭这个大问题,周恩来在那几年中确实是操碎了心。几年工夫粮食问题逐渐解决了,然而周恩来明显苍老了。
  “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重大失调,到1960年,眼看这种“跃进”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这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1960年8月30日到9月5日,国家计委党组四次向周恩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国家计委原来提的意见是:“1961年是经过‘大跃进’后的一年,根据中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国民经济随着重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改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不但补充了“充实”的内容,而且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泛,突出了扭转比例失调的含义,更切合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这个方针,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进一步提出,这三年的缺点错误最集中的表现是指标定高了,建设规模搞大了,调整首先是调整各种比例关系,当前调整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决定退够,留有余地;第二,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第三,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后来,他在1962年3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八字方针是“以调整为中心”,“是一个既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为长远打算的积极的方针”。“在我国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中国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正是国际上风云激变的多事之秋。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至中方被迫自卫还击,美国疯狂扩大侵越战争,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反对国际上的霸权主义,支援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周恩来不得不经常忙于处理大量的紧迫的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调整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复杂,周恩来认为自己既然是政府总理,就责无旁贷。他毅然地挑起了领导经济调整、亲自指挥调度的重担。他向干部们阐述多难兴邦的道理,号召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勤俭建国。1960年10月,他亲自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1月间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凤”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颁发执行,对于当时刹住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生产关系,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962年1月讨论起草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报告时,周恩来对所有制问题提出,应该“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写进去”。这个思想,是对于多年来农业上的“左”的错误的总结和批评。
  八字方针的具体内容,完全是为着解决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的,主要是解决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对这个方针,从提出到贯彻执行始终存在着争论,中心是调整是否必要。周恩来坚持了这八字方针,措施坚决,国家的经济回升得比较快。到1963年冬讨论1964年计划时,又有人提出说调整任务已经完成了,又可以开始跃进了。周恩来认为还要调整,要一直调整到1965年。到196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接近1957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59%,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工作走上了轨道,可以健康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濒临绝境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本书的开头。

1997年夏天,重新回到苹果的乔帮主被董事会任命为临时CEO。

我们已经知道,那时的乔帮主差不多是这个星球上最纠结的人。一方面,苹果内忧外患,濒临破产;另一方面,曾被苹果无情抛弃的乔帮主,在12年的漂泊后依然痴心不改,钟爱着苹果。

就算乔帮主是神,在1997年夏天,他也不过是个刚刚与昔日「恋人」破镜重圆,却对未来充满迷茫,进退维谷的神。

1997年,硅谷编辑迈克尔·墨菲(Michael
Murphy)说:「苹果无论如何都需要一个救星,这个人必须同时是伟大的管理者、预言家、领导人和政治家。惟一称职的人,也许就是耶稣,不过他在2000年前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西部数据(Western Digital)公司CEO查尔斯·哈格蒂(Charles
Haggerty)则揶揄说:「苹果还有救,但你得把上帝请来。」

但我们也已经知道,在那之后的10年里,苹果经历了一个神妙奇幻、举世瞩目的复活历程。如果接连出现在世人面前的iMac、iBook、iTunes、iPod等神奇产品还不足以撼动整个世界,那么,2007年,距乔布斯回归整整10年后,苹果直接「砸」在这个星球上的iPhone手机,就是那枚宣告乔帮主重新君临天下的重磅炸弹。

2010年5月,苹果超越微软,成为地球上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无可争议地回到了IT霸主的宝座上。

真的,也就是10年的时间,乔帮主做到了只有上帝和耶稣才能做到的事。

问题是,他是怎么做到的?

苹果是一家以乔布斯的回归为分水岭的神奇公司。

乔布斯回归前,苹果的常态是隔三岔五地炒掉自己的领导人;乔布斯回归后,苹果的常态是隔三岔五地发布震惊世界的产品。

1981年,苹果请来的第一个职业经理人迈克·斯科特用黑色星期三大裁员为自己的苹果之路画上了惨淡的句号。1985年,Macintosh销售危机让CEO和创始人反目成仇,乔布斯被斯卡利驱逐。可乔布斯的离开并没有改变苹果CEO的悲催命运。除乔布斯以外的苹果历任CEO里,其实斯卡利还算得上是命最好的一位。

乔布斯离开后,斯卡利在技术上更多依赖来自施乐的两位计算机科学家──阿兰·凯和拉里·特斯勒。在产品销售上,斯卡利除了继续保持苹果在教育市场的主导地位,也尝试向出版、设计等专业领域扩张。

1989年9月发布的Macintosh
Portable便携机,似乎给委靡不振的Mac电脑注入了一针强心剂,销售形势一度复苏。1991年10月,苹果发布真正意义上的笔记本电脑PowerBook,拉动苹果电脑的市场份额小幅回升。从1989年到1991年这段时间,虽然在正面战场不能和微软、IBM阵营抗衡,但斯卡利还是凭着出色的迂回战略,把苹果带入了自Apple
II王朝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看着公司小有起色,斯卡利开始飘飘然起来。他觉得,即便没有乔布斯,他斯卡利也可以做一些乔布斯曾经做过的,用技术改变世界的「大事业」。

斯卡利很快发现了「改变世界」的机会。苹果工程师史蒂夫·萨科曼(Steve
Sakoman)正在研制一款只有一本书大小的电脑。斯卡利眼前一亮:如果当年乔布斯和沃兹把电脑变成一个纸箱子大小就足以改变世界,那么,我斯卡利如果能把这款书本样大小的电脑推向市场,不就比乔布斯更伟大了?

斯卡利安排苹果研发中心ATG的创建者拉里·特斯勒负责这个项目,还给这款书本大小的产品取了一个科学家的名字──牛顿(Newton)。

1992年1月,在拉斯维加斯的美国消费电子展(CES)上,斯卡利在讲台上学着乔布斯当年的模样,向公众隆重介绍了牛顿的产品概念。斯卡利把这种全新的产品概念称为个人数字助理(PDA)。

站在讲台上,斯卡利兴奋莫名。他激动地告诉大家,PDA将彻底改变人们对电脑的理解,也将开创一个全新的市场。在不远的将来,人们可以利用这些体积小巧,甚至可以塞进口袋的电脑,随时随地连接网络,处理个人事务,或者办公、听音乐、玩游戏、看电影。斯卡利还声泪俱下地作出了一个也许会让自己后悔一辈子的极品预言:

「PDA所开创的市场,在不远的将来,将达到3,500,000,000,000美元的规模!」

没错,我们没有听错,也没有数错。斯卡利说的是一个3.5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

从某种意义上讲,斯卡利的预言并没有错。他所发明的PDA概念在几年后由一家名为Palm的公司发扬光大,生产出了销路不错的PDA电脑。但Palm只红火了几年,PDA的概念就被智能手机所涵盖。黑莓等智能手机的兴起让PDA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又过几年,风水转回苹果。无论是惊世骇俗的iPhone,还是头一年就卖出1000万台的iPad,骨子里其实都残存着一些PDA的遗迹。

斯卡利的错误在于,他在一个不正确的时间,用了一个不知所云的天文数字,试图预言一个根本就不属于自己的机遇。牛顿上市后的惨淡业绩和斯卡利信誓旦旦预言的3.5万亿市场规模相差实在太远,以至于公众和媒体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斯卡利是个头脑清醒的人。

《商业周刊》撰文嘲笑斯卡利所吹嘘的PDA市场只是一个虚无的泡影:「PDA所代表的也许并不是『个人数字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而是『多半会再次悲剧』(Probably Disappointed
Again)。」

1992年后,PC阵营越来越强,Mac在图形用户界面方面的优势逐渐被微软的Windows赶上,苹果重又跌入低谷。困境中的斯卡利甚至想过把公司卖给IBM或AT&T,但合作谈判都无疾而终。

1993年,苹果裁员2500多人,整个公司薪水冻结,又一个冬天降临。在苹果,这通常预示着,又有一位领导者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6月,斯卡利被解除了CEO职务,内部提拔的迈克尔·斯平德勒(Michael
Spindler)成为新任苹果掌门。

斯平德勒是个身高体壮的德国人,因为可以连轴工作不休息,人送外号「内燃机」。可勤勉不一定代表有才,拼命往往是无能的同义词。斯平德勒也许懂些产品和销售,但几乎不懂什么技术,对管理和运营也笨手笨脚,常常顾此失彼。他还不喜欢像乔布斯那样在媒体和公众面前展示个人魅力,反倒是一遇到棘手的事情就浑身哆嗦,一站到讲台上就背脊出汗。

斯平德勒当苹果CEO的几年里,微软借助Windows
95正式宣告了苹果在电脑大战中的败局。IBM、英特尔和微软阵营毫无争议地胜出,个人电脑的发明者苹果只能龟缩在7%上下的一小块市场份额里苟延残喘。

1995年,单单最后一个财季的亏损就达到6900万元。1995年,全公司45位副总裁里就有14位离职,更多的高管在为自己的将来作打算。1996年1月,斯平德勒不得不再次挥舞起裁员的利刃,1300多名员工离职。

在苹果目睹了这一切的李开复评价说:「那时的苹果是一家失去灵魂的公司。乔布斯离开了公司,灵魂也就丢失了。惨不忍睹的财务报表,一项项有用的创新无法推向市场,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这伤透了苹果人的心。裁员的时候,很多员工都是流着泪离开的。」

风雨飘摇中,斯平德勒看似强壮的身体也最终垮了下来。心脏病和焦虑症折磨得他苦不堪言。同事们亲眼见过他在痛苦时两手抱头钻到桌子下面的场景。1996年1月,斯平德勒因为心脏病入院,医生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辞掉CEO的职务好好休息,要么在忙碌中等待心脏破裂的那一天。

斯平德勒掌舵的这段时间里,苹果也曾试图复制IBM
PC的兼容机模式,授权一些电脑商生产Macintosh克隆机。但这努力为时已晚,克隆计算机不但不能帮助苹果扩大市场份额,反而转过来蚕食苹果自己的领地。

1996年2月的《商业周刊》这样点评苹果在个人电脑市场中的处境:「这一次,苹果失去了某些难以挽回的东西──那种使Macintosh卓尔不群的,曾领先时代的创新科技。数百万苹果用户还在坚持为苹果辩护,说Macintosh仍比普通PC机更出色。但是,微软不遗余力地改进Windows,以至于今天大多数新的电脑买家已经看不出PC和Mac有什么不同──除了苹果电脑更贵以外。」

Sun公司在那时已经虎视眈眈,妄图吞并苹果。从1994年9月开始,斯平德勒和IBM及Sun展开了认真的收购谈判,但最终都因为价格原因没有谈拢。

1996年1月23日的股东大会上,股东们集体要求斯平德勒辞职。马库拉还在言不由衷地为斯平德勒辩护:「董事会完全支持斯平德勒。」但就在几周后,董事会正式解除了斯平德勒的职务。那次董事会上,一位董事不顾斯平德勒严重的心脏病,激动地指着他说:「斯平德勒先生,到了你走路的时候了。」

赶走斯平德勒,董事会请来的「救火队员」就是本书第一章的主角吉尔·阿梅里奥。和斯科特一样,阿梅里奥也来自国家半导体公司。从1996年2月走马上任,到1997年7月被乔布斯取代,阿梅里奥的苹果CEO生涯持续了大约500天,是苹果历任CEO中最短的一位。

500天的「救火」经历就像一出戏,其间的波折起伏扣人心弦,但只一晃就匆匆结束。在后来的不少评论者眼中,阿梅里奥就像一个本领低微且不识时务的跳梁小丑,在500天的CEO经历里扮演的完全是为乔布斯回归跑龙套的角色。

实事求是地说,阿梅里奥在这短短的500天里,还是兢兢业业地做了一个「救火队员」该做的事情。他重新制订了苹果的战略计划,千方百计地节省开支,大规模裁撤缺少战略价值的产品,努力和微软等业界巨头搞好关系……如果看一看乔布斯成为临时CEO后所做的一切,人们也许会问,阿梅里奥在乔布斯回归前不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吗?为什么乔布斯成功了,而阿梅里奥失败了?

有时现实就是这样残酷。即便做同样的事情,如果方式和风格不对,结果可能截然相反。阿梅里奥绝不是懒惰、愚蠢的CEO,只不过,他的行事风格与苹果的DNA格格不入,这直接注定了他500天后的悲剧结局。

上任当天,新CEO阿梅里奥就找到了当时负责公司最前沿的互动多媒体部门的李开复。听说当天互动多媒体部门要召开员工大会,阿梅里奥坚持要求参加,并让李开复把会议的最后15分钟留给自己。

面对李开复的团队,阿梅里奥满怀信心地说:「不必担心,这家公司的境况比我以前从鬼门关里救回的那些公司好多了。给我100天,我会告诉你们公司的出路在哪里。」

李开复团队里一位名叫霍华德·格林(Howard
Green)的经理举手问阿梅里奥:「那么,在最初的100天里,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呢?」

阿梅里奥的回答是:「保持现金流健康运转。」

没错,保持现金流健康运转,这不但是所有濒临绝境的公司都必须解决的第一要务,也是对一个新任CEO的起码要求。但苹果当时的病根是创新精神的缺失,对于这个根源问题,阿梅里奥可没有什么好办法。

陪同阿梅里奥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李开复问阿梅里奥感觉怎么样。阿梅里奥傲慢地说:「苹果真是没有纪律,一点儿也没有。」

这番话让李开复莫名惊讶。阿梅里奥的自负、傲慢和隐隐露出的等级观念,都和苹果传统的技术文化背道而驰。阿梅里奥甚至要求李开复称呼他为「阿梅里奥博士」,这和大多数科技公司的员工彼此直呼其名的做法大相径庭。对这位苹果请来的大救星,李开复多了一分担忧。

接掌苹果大权的阿梅里奥一开始就抱怨苹果缺乏战略方向,他说:「苹果从来都没有过关于企业战略的正式描述。」

于是乎,阿梅里奥和自己带来的「智囊团」开始设计所谓的「战略计划」,却很少倾听苹果员工的想法,整个计划完全是纸上谈兵。100天后,当他把一整套战略计划抛出来时,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支持。就算有人曾经对这位「救火队员」心存幻想,这个时候也早就掉头而去了。

在苹果现金流紧张,全公司节约开支的情况下,阿梅里奥竟然为自己装修了一个套间作为CEO办公室,里面还有私人的洗手间。这样,他就不用出来抛头露面,可以整日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当他的「孤家寡人」了。

除了无视苹果员工的建议,无法融入苹果的DNA,阿梅里奥对苹果的品牌价值也没有清醒的认识。当时,Mac电脑质量问题多多,连苹果传统的优势领域──学校都开始考虑转换到Windows平台。一些使用苹果电脑办公的大客户更是纷纷投向PC阵营。

有一次,苹果当时的董事会成员,华人企业家张镇中(Gareth
Chang)急匆匆地打电话给阿梅里奥:「耐克公司正打算放弃Mac,换用Windows电脑。你得赶快给他们送一台最新的PowerBook
3400去,让他们看看,新的Mac电脑有多强大。」

张镇中同时希望,阿梅里奥能像以前的乔布斯那样,亲临耐克这样的大客户现场,用鼓舞人心的演讲重新拾回人们对苹果品牌的信心。

但在阿梅里奥心里,一家公司将几台办公用的计算机换成Windows电脑,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不至于烦劳他CEO大人亲自跑一趟。他拒绝了张镇中的要求,也同时失去了重塑苹果品牌的机会。

公司业绩继续下滑,阿梅里奥老兄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倒是将矛头指向了员工。除了继续大规模裁员以外,他还在一次全体员工大会上指着所有员工说:「该死的!拜托,你们别再让我为难了,好吗?」

1996年6月,实在无法忍受阿梅里奥糟糕管理的李开复辞掉了苹果副总裁的职位,就这样与当年年底回归的乔布斯擦肩而过。阿梅里奥来的时候,公司有40多位副总裁。500天后,其中只有不到20位还留在苹果。

被苹果解雇的阿梅里奥在1998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书名叫《火线500天》(On
The Firing Line: My 500 Days at
Apple)。在这本书里,阿梅里奥将自己被迫离开苹果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乔布斯回归后为夺回CEO大权,联合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等人所实施的一系列「阴谋」。阿梅里奥在书中说:「史蒂夫·乔布斯对待我的方式让我懊恼,虽然我已经走出了这个阴影,但我永远忘不了所受的伤痛。对乔布斯来说,也许回到苹果并夺回权力可以让他心里因为1985年被驱逐而留下的坚冰最终融化吧。」

阿梅里奥的这一论调遭到了绝大多数当事人的质疑,他在书中所列举的许多事例都有刻意夸大、扭曲或编造的成分。一位亲历过阿梅里奥离职事件的苹果前董事对笔者说:「阿梅里奥那本书里,都是谎言。」

当然,阿梅里奥的500天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他做了三件足以决定苹果历史的事情。

第一件,阿梅里奥入主苹果后,通过裁撤项目和削减开支,多少改善了苹果糟糕的财务状况,还请来了一位能干的CFO弗雷德·安德森。这些举措,至少将苹果从悬崖边缘拖了回来,避免苹果迅速走向崩溃。

第二件,阿梅里奥在与Sun公司继续收购谈判时,果断拒绝了Sun公司落井下石式的低报价,并基本打消了卖掉苹果的念头,把全部精力放到拯救苹果上来。试想,如果当年的阿梅里奥说服董事会低价抛售苹果,那今天的一切不都成了幻影?

第三件,阿梅里奥在苹果发生软件危机,决定外购操作系统的时候,并没有因为乔布斯与苹果高层间曾经的裂痕,而将NeXT公司排除在外。如果NeXT没有被苹果收购,乔帮主的回归也许就要再拖上一两个年头,而没有了乔帮主,苹果是不是能挨过这一两个年头,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一位苹果前副总裁是这样评价乔布斯回归前这三位CEO的:「斯卡利其实做得非常好。在斯卡利的领导下,苹果的年收入从十几亿美元增长到近百亿美元。不少苹果员工都很喜欢他。但是,斯卡利的短处在于他不善于预测产业趋势,不懂得用人,也不善于当机立断。斯平德勒是个非常糟糕的CEO,他懂些销售,但在管理、技术和产品上糟糕透顶。阿梅里奥是一个传统、老式的CEO,他终止了一些项目,改善了财务状况,还收购了NeXT公司,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大船迅速沉没。但他无力拯救苹果。他的风格决定了他无法调动起苹果的全部潜能。」

无论如何,1997年乔布斯决定出任苹果临时CEO时,这三位前任留下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股价滑落低谷,市场份额持续下降,内部产品线混乱芜杂,战略方向模糊不清,主打产品故障频出,员工人心惶惶,外部强敌环伺……

1997年10月,临时CEO乔布斯宣布苹果第四财季亏损达1.61亿美元,整个财年的收入只有71亿美元,下滑了28%。

帮主已经回归,大船仍在漏水。

让我们来看一看,乔帮主究竟做了些什么,才最终实现了苹果的惊天大逆转。

附录二:乔布斯语录

  • 我非常幸运,因为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找到了我真爱的东西。
  • 我跟着我的直觉和好奇心走,遇到的很多东西,此后被证明是无价之宝。
  • 你的工作将会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惟一可以让你真正快乐的方法是去做你认为伟大的工作,而惟一能够做出伟大成就的方法是热爱你所做的工作。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找到自己喜欢做什么,那么就继续找、不要停下来。只要全心全意去找,你找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的。就像任何真诚的关系,历久弥新。所以,继续找,不要停下来!
  • 我23岁时的财富超过100万美元,24岁时超过1000万美元,25岁时超过1亿美元。不过,这些数字并不重要,因为我不是为了钱而工作的。
  • 这辈子成为最有钱的人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对我最重要的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可以对自己说,我们做了些了不起的事。
  • 创新使领先者区别于跟随者。
  • 创新与你在研发上投入多少美元无关,当苹果研发Mac时,IBM在研发上的投入至少有苹果的100倍。这件事和钱无关,这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人,你如何领导,以及你对创新本身的理解。
  • 创造力只不过是连接某些东西的能力。如果你问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他们如何「创造」某个东西,他们会觉得有点儿委屈,因为他们真的不是在「创造」东西,他们只是看到了某种东西。因为,他们能够把曾经见过的不同体验连接在一起,然后综合成某种新东西。
  • 有时,你在创新,但也在犯错误。最好快速承认错误,然后以此改进你的其他创新。
  • 电脑对我来说就是史上最有用的一件工具,就像我们头脑的自行车一样。
  • 我们在赌我们的未来,我们可不愿意去做那些你也做我也做的产品,让其他公司去做吧。对我们而言,总有下一个梦想在前面。
  • 大多数时候,你没有把设计给用户看之前,用户根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 设计是个有趣的领域。有些人认为,设计就是产品的外观看上去什么样。但其实,如果细想一下,你会发现设计其实是有关产品如何工作的学问。
  • 一旦有了一个好主意,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把这个主意拿给人看,就是去看看不同人会怎么想,让人们来谈谈这个主意,与人们争论这个主意,从100个人里收集建议,让不同的人去考察问题的不同层面。
  • 基本上,当你看电视时,你关闭了你的大脑;当你想打开大脑时,你会去使用电脑。
  • 微软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品位。他们没有一丁点儿品位。
  • 我倒宁愿开发一件伟大的产品就像开一张支票那么简单,如果真是这样,微软就会拥有许多伟大的产品了。
  • 质量比数量更重要,一个本垒打远好于两个二垒安打。
  • 只有追寻A+级的人才,才能创建一个好的团队。一个由A+级人才组成的小团队,完全可以与B级和C级人才组成的超大型团队抗衡。
  • 当你做一家创业公司的时候,最初加入的10个人将决定公司的成败与否。
  • (关于海盗团队)当海盗比当海军更快乐。
  • (关于海盗团队)能当海盗,为啥还要当海军?
  • 要做质量的准绳。有些人还不习惯在一个追求完美的环境里工作。
  • 我相信,将成功的创业者与不成功的创业者区别开来的要素中,有一半是坚韧执著的精神。
  • (评论一个NeXT程序员干的蠢事)你烤出了一个一级棒的蛋糕,他们却在上面涂狗屎。
  • 通常,人们做事情都不经过思考,不想想自己为什么做或如何做,能不能做得更好。他们只是因为,别人都这么做,以前都这么做,这么做没错……而不是因为自己的思考。这在一个快速成长的领域,或面临强大竞争对手时,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 CEO重要的职责就是去哄、去祈求、去威胁你的员工,让他们尽一切努力达到公司的目标。我要让他们看到公司的目标比他们想象的更宏伟、更有价值,这样他们才会付出一切。当他们尽了力,但是还没有做到最好时,我会告诉他们,我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回去做好了再来见我。
  • 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不做什么。
  • 创新来自于对一千件事情说「不」,惟其如此,才能确保我们不误入歧途或白白辛苦。
  • 我们总是在想,可以进入哪些新的市场。但只有学会说「不」,你才能集中精力于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
  • (为了说服斯卡利出任苹果CEO)你是想一辈子卖糖水,还是想改变世界?
  • (被苹果驱逐后谈日渐衰落的苹果)当苹果从一个立志做世界上最好的电脑的公司,变成希望赚最多钱的公司的时候,它腐败了。我相信,如果你看好你的顾客、你的产品、你的战略,金钱是会跟随着来的。但是,如果你只看金钱,而忘了其他的,那你就会灭亡。
  • (回归苹果后谈如何拯救苹果)拯救苹果重点不在节约花费,而在于用创新走出当前的困境。
  • 人们总是问我,为什么苹果用户那么忠诚。这可不是因为他们都是「Mac教」的成员!这真荒唐。
  • (发布重要产品时的口头禅)哦,还有一件事……
  • (口头禅)酷毙了!(Insanely great!)
  • 我想如果你把一件事做得非常好了以后,你应该去做些别的了不起的事,而不是老在一件事情上停留太长时间。去想想,下一件事是什么。
  • (2007年只从公司领取1美元年薪时)其中50美分是我每天上班应得的,另外50美分是根据我的表现发给我的。
  • 你在憧憬未来时不可能将以前积累的点点滴滴串连起来,你只能在回顾过去时将它们串连起来。所以你必须相信,当前积累的点点滴滴,会在你未来的某一天串连起来。你必须相信某些东西──你的勇气、目的、生命、因缘等──相信它们会串联起你的生命,这会让你更加自信地追随你的心,甚至,这会指引你不走寻常路,使你的生命与众不同。
  • 有时,生活会拿起一块砖头在你脑袋上猛拍一下。不要失去信心。我很清楚,我之所以能一直坚持,惟一的理由是,我热爱我所做的事情。
  • 33年中,每天早晨我都会对着镜子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会想去做我今天打算做的事吗?」如果连续很多天,这个问题的答案始终是「不」,我就知道,我该去改变些什么了。
  • 佛教有一句话,叫做初心,或初学者的心态,拥有初学者的心态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 有时候人们会担心自己将会失去某些东西。记住自己将要死去,这是我所知道的避免这个念头的最好办法。你已经了无牵挂,没有理由不去追随你的心。
  • 没有人愿意死,即使想上天堂,人们也不会为了去那里而死。但是死亡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终点。没有人能逃脱它。事情本该如此,因为死亡就是生命最好的一个发明。它促动生命的变革,推陈出新。
  • 你们的时间有限,不要将时间浪费在重复他人的生活上。
  • 不要被教条束缚,那意味着你活在其他人思考的结果中。不要被他人的喧嚣遮蔽了你自己内心的声音、思想和直觉,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你真正想成为什么样子,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
  • 生命的目标是追求启蒙。
  • 「求知若饥,虚心若愚」(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到。
  • 我们没有机会去做很多事情,而且,每一件事都要做到完美。因为,这就是生命。生命是短暂的,你会死去,不是吗?既然我们选择用我们的生命去做这件事,那最好做到完美,最好值回生命的价值。
  • 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换取和苏格拉底共处一下午的机会。
  • 把每一天都当做生命中最后一天去生活。
  • (「不同凡『想』」广告的画外音──这段话虽然不是乔布斯说的,却让乔布斯感动得流泪,因为乔布斯正是那些疯狂的人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献给那些疯狂的人──不合时宜的人、叛逆的人、搞破坏的人,他们就像塞在方孔里的圆楔子。那些人总是用与众不同的方式看世界,他们不喜欢规矩,他们不承认现状。你可以引述他们,可以反对他们,也可以吹捧或污蔑他们。但你惟一不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忽视他们。因为他们正在改变一切,是他们推动着人类的进步。某些人把他们视为疯子,而我们视他们为天才。因为惟有那些疯狂到极点并自认为能改变世界的人,才真的改变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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