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乔布斯传

乔帮主没有接班人

2010年9月,创新工场投资经理张亮曾与国内最有个性的投资人兼经理人,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有过一次关于乔布斯的独家访谈,这篇个性十足,颇有「神侃」与「清谈」风范的文章发表在apple4.us上,很值得一读。

周鸿祎说:「学乔布斯比较容易陷入两个误区。第一个是把乔布斯神化。我们都是人,就他是个神,那还有什么可以学的?其实乔布斯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缺点很明显的人。……第二个,你知道事后分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因为事后分析总是很功利地去看做一件事儿对自己的好处,没有看到完整的过程。不看来龙去脉只看孤立的成功,这就会让你得出很多奇奇怪怪的结论。……现在有一些公司认为苹果不过如此,不去学它的DNA,只抄它的产品,这肯定是错的。」

张亮问周鸿祎:「你心目中乔布斯的接班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周鸿祎斩钉截铁地说:「再找一个乔布斯是不太可能了,应该是萧规曹随吧,他制定的方向和战略,继任者追随,依然会是很大的公司,不过未来的机会可能抓不到了。」

乔布斯的接班人会是谁?每个喜欢苹果、喜欢乔布斯的人都会去想这个问题。尽管每个人都希望乔帮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但每个人也都知道,肝脏移植后到底能从死神手里夺回几年的寿命,这多半还要靠一点点运气。那么,下一个乔布斯在哪里?万一缺少了乔帮主,水果帮还能继续今天的辉煌吗?

正如周鸿祎所说,乔布斯之后,再找一个乔布斯谈何容易。如果乔布斯那么容易学习和复制,估计乔布斯自己早就会在苹果内部开设「乔布斯成功学速成」之类的培训班,或是把自己的成功学讲座录成DVD,放到每一家机场书店去反复播放了。如果乔布斯的成功仅只是一些可以借鉴或推广的方法论,那乔布斯完全可以像古代的武学高手那样,把自己的制胜秘笈写成《易筋经》或是《九阴真经》之类的宝典,然后找个机缘,把宝典传给自己指定的接班人。

按照张亮的说法,盖茨和乔布斯是两种不同的创业者。盖茨的思考出发点是解决问题,而乔布斯的出发点是创造。这种区别其实是价值观范畴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现实中,解决问题类的创业者比较多,比如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比如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但以创造为本的人比较少,比如Twitter发明人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任天堂的总经理宫本茂,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创始人埃伦·马斯克(Elon
Musk)等人。后一类人更像作家或画家,也最难复制。

乔布斯就是这类最难复制的,拥有艺术家气息的创业者中,最有个性也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

一位苹果前董事对我们说:「乔布斯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培养一个接班人。」

一位苹果前副总裁则对我们说:「如果乔布斯病休后不能返回公司,影响也许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这是因为:一、公司未来两年产品的布局已经确定;二、最近几个重磅产品都是由乔纳森·艾维负责设计,乔布斯的角色只是批评和建议,所以只要艾维不离开苹果,苹果的创意产品就不会中断;三、虽然艾维不是管理者也不是演讲家,但苹果还有懂管理的蒂姆·库克来与艾维搭档。」

曾在施乐参与过苹果早期风险投资的华人创投家李宗南先生则认为:「每个人都是平凡的人,那些不平凡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做了些不平凡的事。乔布斯就是这样一个做了些不平凡的事情的平凡的人。」

也许,所有外人的猜疑、揣测与分析都只不过是杞人忧天。看透生死的乔帮主未必会像我们一样,纠结在接班人这种世俗的问题里。

乔布斯就是乔布斯,为什么一定要有接班人呢?人生如幻,万事皆空,有乔布斯的苹果是一种因缘,没有乔布斯的苹果,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因缘呢?

也许,和乔布斯自己相比,我们都太过执著,远没有到领悟禅机的地步。

1994年,音乐杂志《滚石》的记者曾经问乔布斯,生命的目标是什么。乔布斯说:「生命的目标是追求启蒙。无论你如何定义,这里都有太多私人的东西,我不想跟你谈这些。」

2005年,在著名的斯坦福演讲中,乔布斯引用一本杂志封底的话告诉大家,人生最重要的是「求知若饥,虚心若愚」(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是啊,如果能时时保持一颗「求知若饥,虚心若愚」的智慧之心,那,是不是能学习或复制乔布斯的成功,又有多大的关系呢?

只要追随我心,每个人都可以像乔帮主那样,拥有一次瑰丽的生命传奇。

(按:本书写作时,乔布斯尚未辞去苹果CEO的职位。我们现在知道,接替乔布斯担任苹果CEO的是蒂姆·库克。——唐茶版编者。)

周恩来的后半生,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他的关于建设的理想和作法,是有条不紊的,稳步前进的。他曾说过:“我们进行工作时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就是对于这个中心点,周恩来也是谨慎从事的。他特别说明:“我们说‘集中主要力量’,并不等于冒进。”他的这种稳步发展的建设思想,不只是在工业建设方面,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关于教育,他说过:“我们的摊子不要铺得很大,一定要有重点,要稳步前进。”对于农业,他也说过:“发展农业要稳步前进,不能要求太急。”
  这是符合周恩来的性格和作风的。周恩来是锐意进取而又谨慎周详的人。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经济建设上发生过两次冒进倾向。第一次是1953年。这一年是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年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中反映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加上编制预算时由于没有结合国家的信贷计划,没有考虑到财政方面的季度差额和周转资金,而把上年结余全部列入预算,并且作为当年的投资安排,结果造成信贷资金严重不足和财政后备力量缺乏。由于财政盘子定的过大,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尤其是有些方面的投资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导致这年全国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6000多万猛增到7800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2亿,造成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
  周恩来很快察觉了这种状况。6月19日.他在政务会议上指出,我们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并说,当前整个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反对急躁冒进。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结论时,也说:今后应该注意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要重点建设,稳步前进,一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反对百废俱兴,并须有足够的预备力量。
  这年夏天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人。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会后,全国贯彻会议精神,克服和防止盲目性,在重点建设中坚持了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
  1956年初,在上年夏天开始的反对“右倾保守”的思想影响下,在保证“一五”计划提前完成的原则下,制定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考虑需要多,对国家物力财力的条件研究不够,总的安排上要求过高过急,反映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这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指出:不耍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他还说,“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2月7日,周恩来指示正在召开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反对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的现象。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要泼冷水。但各个部门搞计划不能超过客观可能,不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告诫国务院各部门!“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现在,“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2月3日、6日,周恩来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研究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的问题。周恩来认为,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而且各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那么,计委、财政部对计划就“要压一压”。2月1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所提1956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时,就实行“压一压”,他抓住了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较大的削减,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压到147亿元。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草案),由于当时种种主客观原因,一些指标仍然偏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建设物资的供需矛盾。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后果,很快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村、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周恩来看到,经过压缩的1956年的计划(草案),仍然是冒进的。他由此推论,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已经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期间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也是冒进了。他认为,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进一步反对冒进,“要敢于抗大流”。
  1955、1956年的情况是:1955年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又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投资;1956年则是冒进了。根据这两年的经验,为了确保经济工作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反对右倾保守同急躁冒进这两个倾向,而当时主要是应当反对冒进。
  当时,周恩来曾经要秘书帮他查找马克思说过的一段话: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从上述认识出发,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采取制止经济形势恶化的措施。他抓了“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为平衡而奋斗”。把精力放到了反对急躁冒进上。5月11日,他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反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在这个月同李富春、李先念交换意见,要再次解决订得过高的1956年的国家预算,井指导起草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稿。报告稿中明确提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地区都已经发生了”。
  当时,毛泽东提的是反对右倾保守。这口号周恩来起初也是赞成的,但是接触到实际工作,随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各条战线不断向他反映情况,提出了建设规模和我国实际能力的矛盾。4月间,他亲自作调查,发现了不平衡的现象。这时,陈云提出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他支持陈云的主张,李先念也同意。因而在中央明显地发生了分歧看法。4月下旬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张追加大额的基建投资,周恩来是不赞成的,申述了理由。5月2日,周恩来曾经到毛泽东那里谈过一次,但不久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外出了。
  上述报告稿送到了中共中央。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这个报告稿。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有关冒进情况,半年来经济建设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会议决定制止急躁冒进,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央会议的决定。这期间,周恩来在他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要有这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为了使反冒进引起全党全民的重视,《人民日报》6月20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用了1/4的篇幅,详述了急躁冒进的主要表现,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10月间,根据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制订1957年计划,足足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会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进行综合平衡,大家一致同意较大地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拟定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11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今年的情况,生产是有成绩的,肯定的,指标一般恰当,也有安排不恰当的,如双轮双铧犁就多了。1956年的计划总的说是打冒了,财政赤字有20到30亿元。钱主要是基建用多了。1955年基建投资82亿元,1956年140亿元,增长太快,各方面都紧张,重点没有保证,大家抢器材,应该用的没有,不该用的用了。1957年的计划应在“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下考虑安排。在制订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时,建委提的是120亿元,各地报数则至少要150亿元。薄一波在订计划时随时向周恩来、陈云请示。周恩来主张要少,感到120亿还多了。1957年1月,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陈云到机场送行回来,就打电话给薄一波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三次,要我转告你,基建投资不能超过100亿。薄一波听成为110亿,就按此作了决定。
  周恩来反对急躁冒进是很坚决的。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是能够快于资本主义的,但是仍是需要长期努力的。他一再讲,必须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的时候,除了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质等其他条件。由于1956年反对了冒进,1957年的经济建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如果照此下去,中国国民经济就可能持久地沿着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综合平衡的轨道发展。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1956年纠正冒进的正确方针,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这是“右倾”,是“促退”,是向群众泼冷水,打击积极性。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人民日报》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公开指责1956年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1958年1月11日到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南宁会议。会上,他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后,又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这是方针性错误。他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远了。
  南宁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在北京正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太子巴德尔。13日,他赶到南宁参加会议。毛泽东发言猛烈抨击反冒进。16日上午.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1/5,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毛泽东接连不断地声色俱厉地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更使反对过冒进的人坐立不安。周恩来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他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息事宁人,对毛泽东的批评未作任何解释和申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会议的气氛。他在会上作了检查。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保护了同样反对冒进的其他一些领导人。
  2月中旬,毛泽东提议在北京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再到成都去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时,他对提出反冒进的领导人发出警告,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3月8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25日,周恩来再一次检讨反冒进“错误”。毛泽东听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番话,意味着要周恩来在将要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进行检讨。
  这种批评,从1957年11月的南宁会议,1958年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到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一直继续着。并且把问题混淆为政治路线问题。最后,大家都赞成毛泽东了,没有争论了。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比较少了,他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
  周恩来的内心非常苦闷。成都会议期间,他对秘书讲,回到北京后,要起草一个他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后来回到北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周恩来说,这个稿子主要是做“检讨”,囚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已经同毛泽东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是思想跟不上毛泽东。这个“检讨”,周恩来说一旬,秘书记一句,他说得很慢,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反映了当时周恩来内心的矛盾,他找不出恰当的词句来表达。在这个情况下,秘书向他建议说自己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等他安静地构思好以后再来记录。这时已是深夜12点了。凌晨之时许,邓颖超找到秘书说:怎么周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她同秘书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继续口授,完成这个记录稿。在同秘书谈话时,周恩来流下了眼泪。后来,周恩来又逐字逐句地亲白修改,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秘书看到,周恩来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增添了。这个稿子退回来时,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比较轻了。
  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检讨。这个8000余字的检讨发言稿,作为大会材料印发给了到会代表。
  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而在他被认为是错误的,不能贯彻自己的正确主张的时候,他就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了。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会议,是决定周恩来去就问题的。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批反冒进的“错误”,批掉了一个按照中共“八大”制定的一条实事求是的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正确的经济建设路线。造成“大跃进”的重大失误,使得我国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后来,毛泽东在发觉了“大跃进”造成失误后,在1960年6月作了一个《十年总结》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当电脑成为时尚

Macintosh团队的开发高手安迪·赫茨菲尔德在自己写的《苹果往事》中,提到过这么一个故事:赫茨菲尔德刚刚加入Macintosh团队不久,一天吃完晚饭,他像平常一样走回办公室,打算再工作几个小时。刚进办公室,就听见一群人在办公室里热烈讨论。其中,乔布斯的声音最为洪亮。

「必须与众不同,」乔布斯大声说道,「必须有别于其他所有电脑。」

赫茨菲尔德发现,乔布斯正与设计师讨论Macintosh电脑的外观设计。乔布斯站在门边,身旁放着一台Macintosh的设计原型。此前,杰夫·拉斯金想把Macintosh设计成传统的卧式造型,但乔布斯从来也没喜欢过拉斯金的主意,他坚持要自己主导Macintosh的外观设计。

「我们需要一款经典的设计,」乔布斯对设计部门的负责人说,「从不过时的那种设计,也许,就像大众的甲壳虫汽车。」

「不,这想法不好。」设计师反驳说,「这款电脑应该是动感、迷人、激情四射的,就像一部法拉利。」

「不,不,不是法拉利。这个想法也不对。」乔布斯越说越兴奋,显然迷上了用汽车来打比方的讨论方式,「这台电脑应该更像一部保时捷。」

当时,乔布斯真的有一部保时捷928。乔帮主对汽车的喜爱众所周知。近几年,经常在硅谷开车的人多半有机会见到乔帮主开着他那辆著名的无牌大奔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用汽车来比拟电脑设计,这还真是件挺靠谱的事。只要细数一下历代苹果电脑的外观演化,就不难发现,保时捷的影响愈来愈清晰。

最早的Apple II有一个别出心裁的塑料外壳。如果拿汽车打比方,Apple
II倒很符合大众当年设计甲壳虫的思路──平民化、灵巧、皮实、有亲和力。但自从PC战争败给了微软和IBM,仅突出平民化和亲和力已不足以让苹果电脑重新崛起。苹果必须另谋出路。

虽然乔布斯在设计Macinstosh时想到了保时捷,但Macintosh的外观还配不上保时捷这个比方。如果乔布斯心中有一台类似保时捷的电脑,那么,这台电脑就既不能像大众甲壳虫那样通俗、浅易,也不能像法拉利那样性感、拉风。乔布斯心中「保时捷」级别的电脑,应该既凸显性能、品位和价值,也展现内敛、含蓄、完美和雅致。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第一代Macintosh更像一个保时捷的模型玩具,离成品相距甚远。

到了彩色透明的iMac和iBook时代,苹果电脑为赢回市场份额又重新拾起了Apple
II的亲和路线。当然,这一次要比当年的大众甲壳虫风格高端一点点,iMac和iBook至少达到了Mini
Cooper汽车的设计水准。

乔布斯想要引领潮流,就绝不会满足于一部Mini
Cooper,他需要的是货真价实的保时捷。

2001年1月,钛合金外观的PowerBook
G4第一次把保时捷的影子清晰地印在了苹果电脑上。2003年6月,PowerMac
G5更是用全铝合金的银灰色机身为苹果台式机未来10年的外观设计定下了科幻色彩浓厚的基调。2006年1月,MacBook
Pro边角流畅的银白色全铝外壳将笔记本电脑的外观设计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08年10月,苹果在本来已臻完美的全铝外壳设计上再添一笔重彩,新一代MacBook
Pro拥有了全封闭的一体化铝合金外壳,主机外壳用整块的铝合金铸造,外侧边角没有任何接缝!

一直觉得,苹果电脑到了MacBook
Pro,才真正实现了乔布斯当年打造电脑中的保时捷的梦想。整台笔记本电脑拿在手里,人们体会到的是抚摸一辆真正保时捷时的心动。既不张扬、放纵,也不平淡、媚俗。对这款电脑,「大气」是最合适的形容词。

原以为MacBook
Pro的铝合金外观已经是近年来登峰造极的成就,没想到,帮主乔布斯和大师艾维又一次让我们跌碎了眼镜。2008年1月15日,乔布斯站在Macworld大会的讲台上,在数千名粉丝的注视中,从一个牛皮纸信封里抽出一台世界上最轻薄,但同样拥有无懈可击的铝合金外壳的电脑──MacBook
Air。

好吧,从MacBook
Air发布的那时起,我觉得,无论今后乔布斯在讲台上再变出什么超现实的电脑来,我都不会再惊奇了。

有乔布斯关于保时捷风格的战略定位,有艾维巧夺天工的创意设计,只要有这对儿黄金组合在,夸张点儿说,苹果的工业设计水平永远领先所有竞争对手──不,应该是领先这个地球──好几光年!

针对苹果为什么能做出MacBook
Air这样出色的电脑,乔布斯给出了他自己的解释:「没有任何一家其他公司可以做出MacBook
Air,因为没有哪家公司像苹果一样既控制了硬件的设计、制造,也控制了操作系统的研发。操作系统和硬件之间的紧密关联,决定了只有我们才能做出这样完美的产品。」

有人说,苹果电脑这种近乎完美的设计代表着苹果的高端定位。「高端」这个说法也许在中国大陆还勉强成立,但在欧美,苹果早已是大批年轻人手中的玩物,即便没多少钱的穷学生也喜欢用苹果。但另一方面,苹果电脑又的确有别于种类繁多、充斥市场的那些低端、廉价、媚俗的电脑品牌。

也许,用「时尚」这个词儿更贴切些。从某种意义上讲,乔布斯和艾维的最大功绩在于,他们用完美设计把苹果电脑打造成了消费电子领域最耀眼的时尚品牌,让人们第一次知道,原来电脑也可以成为潮人们追逐的对象。他们所塑造的苹果品牌,既不像路易威登那样高端,又不像班尼路那样天天用折扣吸引草根人群。乔布斯和艾维煞费苦心地在完美、前卫、流行、普及等要素之间,维持着一个最好的平衡点。

乔布斯说:「苹果的DNA是为了那些只用简单的喜欢或讨厌来投票的消费者提供消费类产品。我们只想做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要对完整的用户体验负责。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做到足够好,那一定是我们的失误,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电脑也可以成为时尚。也只有电脑成为了时尚,苹果才真正拥有了改变世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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