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不是天才就是笨蛋

 

不是天才就是笨蛋

安迪·赫茨菲尔德在《苹果往事》里讲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1982年1月赫茨菲尔德和乔布斯一起面试一个资深的应聘者。不过,应聘者一走进会议室,赫茨菲尔德就猜到这家伙会遇到麻烦。那个应聘者看起来十分紧张,回答前几个问题时总是支支吾吾的。

乔布斯开始不耐烦了,他不时朝天上翻着白眼。

突然,乔布斯问应聘者:「你是几岁失去童贞的?」

「什么?」应聘者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是处男吗?」乔布斯用另一种方式重复了自己的问题。赫茨菲尔德和在场的人笑出了声。应聘者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根本不晓得乔布斯在干什么。

看应聘者不答话,乔布斯又抛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你嗑过几次迷幻药?」

应聘者涨红了脖子,目光呆滞地看着乔布斯。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赫茨菲尔德把话题引回了技术讨论。但应聘者还是不能很好地回答技术问题。

乔布斯再一次不耐烦了起来,他开始学起火鸡的叫声:「呱、呱、呱、呱。」

赫茨菲尔德实在受不了了,开始大笑起来。乔布斯自己也笑了。

可怜的应聘者总算还有些自知之明,他站起来对乔布斯说:「我想我不适合这份工作。」

「你的确不适合。」乔布斯说,「面试到此结束。」

不知道当年的赫茨菲尔德在送走应聘者之后,到底对这次奇特的面试经历作何感想。相信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不会理解乔布斯为什么要这样当面羞辱应聘者。事实上,在大多数美国公司里,面试官是绝对不可以问应聘者任何有关个人隐私问题的,别说是不是吃过迷幻药、是不是处男了,就连宗教信仰、家庭情况也不能问,否则就有歧视和侵犯隐私的嫌疑。可所有这些条条框框,在乔帮主面前,全变成了没有任何意义的臭狗屎,只要乔帮主喜欢,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后来很多讲乔布斯的书在提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都试图给乔布斯的出格做法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一种最流行的说法是,乔布斯之所以问对方迷幻药、处男之类的古怪问题,完全是为了考核应聘者在面对各种非常情况时的应变能力,这是乔布斯考察和鉴别人才的一种方法──拜托,就算是想为乔帮主脸上贴金,也不要做这种侮辱读者智商的事好不好!乔布斯当众羞辱应聘者,这件事要什么理由!乔布斯本来就是那么一个人嘛,只要兴之所至,哪管你什么规矩方圆,既然可以劈头盖脸臭骂做不好事情的员工,为什么就不能冷嘲热讽地赶走一个回答问题不靠谱的应聘者?

这件事背后的理由有且只有一个:在乔布斯这种二元性超强的人看来,来应聘的人不是天才就是笨蛋,没有过渡状态。对天才,乔帮主热烈欢迎;对笨蛋,乔帮主就是要亲眼看着对方狼狈地滚蛋。

其实,在苹果内部,乔布斯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对待那些做不好工作的笨蛋的。苹果市场经理比尔·库里(Bill
Curley)回忆说:「有一次,我和乔布斯还有几个其他经理在一个会上,乔布斯穿着短裤、跑鞋,没穿袜子。他对一个人不满意,就干脆脱掉自己的鞋,然后把光脚丫子放在桌子上,用脚底板对着那个人的脸。」

还有一次,在公司食堂,乔布斯摇着一头棕色半长头发,对着100多位负责内部IT系统的员工,怒气冲冲地说:「你们都是一群笨蛋!如果你们有本事,你们就应该去研发电脑。」当时那100多个笨蛋里的一位,前苹果员工彼得·卡瓦诺(Peter
Kavanaugh)说:「见到乔布斯就意味着被羞辱,你会被鄙视。乔布斯必须是正确的,即便他错了。」

这就是乔帮主的识人、用人之道。在乔帮主的眼中,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种:是天才,就要千方百计地抓住;是笨蛋,就要毫不犹豫地鄙视。

拿Macintosh的「海盗团队」来说,乔布斯的信条是,「海盗团队」里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最出色的海盗,而且,因为最好的海盗一定也有同样出色的朋友,乔布斯鼓励团队的每一个成员推荐自己的朋友加入苹果。

乔布斯说:「每个最好的工程师都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倍增器。」

乔布斯为成功推荐朋友的员工开出了500美元的奖励,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而且,Macintosh团队还经常让最好的工程师定期回到自己的学校去,在他们的师弟、师妹中招聘最好的人才。

1980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乔布斯和苹果其他员工一起到斯坦福大学作招聘演讲。当时的斯坦福大学学生,后来成为苹果市场总监的迈克·莫瑞回忆说:「我们坐在一个屋子里,演讲正在进行,一个年轻人突然闯了进来,他穿着马甲和蓝色牛仔裤,就和我们这些学生没什么分别。他不顾当时还有苹果的人正在演讲,就直接跳上桌子说:『嗨,我是史蒂夫·乔布斯。你们想让我说点儿什么?』我当时听了他的演讲,特别兴奋,就直接逃课跑回宿舍,查到苹果公司的电话,打电话给他们。我说:『有一个叫史蒂夫的人,因为他的演讲,我想成为苹果的暑期实习生。』」

2007年,有一位普通的华裔女学生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加入了谷歌公司。《纽约时报》一篇报道谷歌人才策略的文章采访了这位女学生。没想到,乔布斯看到了这篇报道。求贤若渴的乔帮主居然亲自拨通了这位女学生的电话,在电话中问她为什么不选择苹果,请她谈谈自己选择雇主的原因。

即便是在近几年,乔布斯也经常亲自面试重要岗位的人。据苹果中国的员工透露,苹果中国的核心管理者,以及重要的销售代表,进入公司时都经过了乔布斯的亲自面试。

乔布斯面试一位应聘者时,通常不会预先准备什么方案,许多问题都是一边和应聘者聊,一边想到的。他喜欢从应聘者不熟悉的角度提问题,经常会让应聘者设计一个全新的产品,还经常在面试时与应聘者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他只想雇用那些对于产品有着完美的理解,可以经得起他的周密盘问,与他当面交换意见时也毫不怯场的应聘者。

乔布斯把他最想雇用的天才员工称为「A级」,也就是比「B级」和「C级」都出色的那种人。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一旦你雇用了一个B级的人,他们就会带进来更多的B级和C级的人。」

只要符合乔布斯关于「A级」的定义,那无论你有没有资历、有没有文凭,他都会迫不及待地把你招进苹果。当年初创苹果公司时,乔布斯就雇用过一个名叫兰迪·威金顿的小伙子。威金顿当时还是一个高中生,加入苹果后成了苹果的第6号员工。后来,威金顿主持开发了著名的MacWrite软件,证明乔帮主看人的确很准。

当然,并不是每个天才都有机会被乔布斯的慧眼发现,有的天才进入苹果纯粹是靠自己的执著。后来成为Palm公司CEO和Handspring公司创始人的唐娜·杜宾斯基当年曾是苹果的员工,她加入苹果的经历就很不寻常。杜宾斯基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在课堂上,她看到了运行VisiCalc软件的Apple
II电脑,被Apple
II和VisiCalc处理电子表格时的神奇魅力所震惊,她决定到苹果找一份工作。可经过面试,苹果拒绝了她的申请。原因是,此前苹果从来没招过哈佛商学院毕业的学生,苹果的大多数员工都是技术背景出身。不服输的杜宾斯基干脆赖在苹果公司不走,她一整天就坐在面试的房间门外。每次看到苹果负责招聘的女士走出房间,杜宾斯基就迎上去攀谈。直到当天快下班时,杜宾斯基的执著感动了苹果员工,她获准进入后续的面试并成功得到了一份工作。

不得不再次提到,乔布斯回归苹果后,从庞大的设计团队里慧眼识英雄,发现和提拔大师乔纳森·艾维的故事,实在是乔布斯识人、用人经历里最得意的一笔。回归后的乔布斯对当时苹果所有产品的设计都不满意,想把负责设计的一班人全部换掉。乔布斯专门找了猎头公司,让他们四处寻觅符合自己要求的设计师,而苹果当时的主要设计师,包括乔纳森·艾维在内,都在乔布斯的裁员名单里。幸运的是,乔布斯还没有来得及找到合适的替代人选,就惊喜地发现,原来自己苦苦寻觅的大师级人物就在公司内部。乔布斯像所有知人善任的君主那样放手使用艾维,让艾维以苹果首席设计师的身份把握所有产品的设计方向,还特别为艾维打造了全公司最神秘也最有价值的工业设计团队。乔布斯回归并发现艾维的这段佳话,绝不比历史上三顾茅庐、月夜追韩信之类识人、用人的精彩故事逊色。

关于为什么一定要寻找杰出的人才,乔布斯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想,我一直去寻找的,是那些真正聪明的人、愿意与之共事的人。我曾经做过的所有事情中,没有哪件主要的工作是可以由一两个人、甚至三四个人独立完成的。有些人,比如米开朗琪罗,可以独自完成宏伟的艺术巨制,但其他的工作,比如制造半导体电路或波音747飞机,都需要团队的协作。为了完成那些无法由一个人单独完成的工作,你必须去寻找非凡的人才。」

乔布斯继续说:「这里面的关键在于,生活中,通常两个平均质量的东西,在价值上就能抵得上一个最高质量的东西。比如,在纽约,最好的出租车比平均质量的出租车,也就快20%左右。对计算机来说,最好的计算机比平均水平的计算机大概快30%。这里面的差别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在我关注的研发领域,我发现,通常50到100个平均水平的人才,其贡献才抵得上一个最高水平的人才。鉴于这样的差别,你肯定会建议我们去寻找人才中精华的精华,这也就是我们正在做的。只有追寻A+级的人才,才能创建一个好的团队。一个由A+级人才组成的小团队,完全可以与B级和C级人才组成的超大型团队抗衡。」

记者问乔布斯:「不过,在一个创业型公司里,经理可能没法把太多时间花在招聘上。」

乔布斯反驳说:「我完全不同意。我想,招聘是最重要的工作。假定你自己要做一家创业公司,而且想找一个合作伙伴。那么,你一定会花大量时间去找最合适的合作伙伴,对吗?因为那个合作伙伴将成为你的公司的另外二分之一。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不肯花同样多的时间,去寻找公司的另外三分之一、另外四分之一或是另外五分之一呢?当你做一家创业公司的时候,最初加入的10个人将决定公司的成败与否。他们每个人都是公司的十分之一。为什么你不愿花同样多的时间去招聘,保证公司每个员工都是A级呢?」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一天,北京已有几分寒意。中南海菊香书屋又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夜晚。夜间工作,是毛泽东长期养成的习惯,保健医生曾多次劝他改变这个习惯,他也试过几次,总是改不过来。

 

  在这万籁俱寂的夜晚,毛泽东正在批阅一份报告。这是东北局送来的,是东北局书记高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总结了东北地区在这方面的经验,还列举了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丑恶现象。其中提到,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五亿人民币(这里指人民币旧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高岗这份报告中讲到的增产节约运动,是毛泽东建议开展起来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当时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正在并肩抗击“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十月五日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朝鲜战局的各项问题。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会议确定从五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即: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简机关,精简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材;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组训民兵,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由此展开。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工作和生产中一些问题,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但在率先开展这一运动的东北地区,会暴露出如此严重的问题,却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吃惊。

 

  早在进城前夕,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警告:“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①(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8页。)

第十章

  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一个历史人物总在毛泽东脑海里萦绕,那就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李自成领导农民军推翻了明朝统治,取得巨大胜利,但在进北京后却骄傲起来,犯了致命的错误,使清军长驱入关,自己被迫撤出北京。这次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最后以失败告终。在延安时,毛泽东就提醒全党一定要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牢牢记取。他特意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成小册子,号召全党干部阅读,“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②(②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见同上书第3卷,第948页。)

生命是脆弱的──乔帮主的生死禅机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主席从西柏坡去北平那一天,就说我们要进京赶考。在从涿县到北平的火车上,主席还讲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主席又说不要做李自成。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主席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有熊掌、飞龙等。第一顿饭,有胡志明在座,主席吃了。回到住地,主席对我说,这样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第二天,他们改过来了,主席很高兴,说这样子蛮好的。又说,胡志明同志是客人,一定要照顾好。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主席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①(①刘宗敏,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一员大将,官至权将军。农民起义军进北京以后,他贪图享乐,到处搜刮钱财。),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②(②访问李家骥谈话记录,1996年9月10日。)

  东北,是当时全国各方面工作开展比较早比较好的地区之一,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竞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毛泽东深感事情的严重性。这里反映出来的决不只是东北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十一月二十日,他为中共中央将东北局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党政军各级领导重视东北的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高岗关于“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1月20日。)

  这表明,毛泽东决心通过“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像集中精力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和镇反运动那样,毛泽东又着手指导一个新的运动。

  很快,毛泽东就收到第一批报告。随后,在他的强有力催促下,各地、各部门、各大军区关于“三反”的报告陆续不断地送来。毛泽东及时批阅,发现重要情况和经验,立即以中央或他个人名义转发全党,并加写批语。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这一天,毛泽东转发了两个报告。一个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来的。毛泽东在批语中说:“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1月30日。)

  另一个是来自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报告。他们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张子善、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毛泽东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市区党委,并在批语中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0、191页。)

  毛泽东转发高岗的报告,是向全党发出进行“三反”斗争的第一个号令,紧接着转发这两个报告,则进一步提出,要把“三反”当作一场大斗争来进行,在全党彻底揭露和惩处一切贪污行为,以防止党被腐蚀的极大危险。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他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①(①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12月。)

  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从十二月四日到七日,毛泽东连续转发北京市委和中央几个部的“三反”报告后,觉得问题实在严重,“三反”斗争非全民动员、大张旗鼓地进行不可。遂于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他甚至估计,“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②(②根据安子文1952年10月25日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的贪污分子共42人(内有杀人犯5人),死缓9人。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86页。),这当然是一种过分严重的估计。但透过这些,看到了毛泽东对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和反腐败的决心,绝不能容忍这类丑恶现象侵蚀党的肌体。同时,他又要求各级领导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

  此时,毛泽东处在思想高度集中、心情异常激愤的精神状态中。他每天批阅大量来自各省市,各大军区,中央各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三反”报告。择其重要的批转全党、全军,把他们的经验及时地加以推广,并对这些经验加以提炼、概括,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要求,借以推动“三反”运动的开展。他愈来愈认定,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已极为严重而又普遍存在,不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猛烈的运动,就不足以“使贪污浪费猛澜早日停止”。

  从以下他写的几个批语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当时对党内这一斗争形势的估计。

  “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①(①毛泽东转发华北军区后勤党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11日。)

  “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

  这是完全正确的。”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批语,手稿,1951年12月17日。)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①(①毛泽东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30日。)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中央、大区、省市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手稿,1951年12月30日。)

  不论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指示,还是他写的批语,口气都十分严厉,提出的要求都必须雷厉风行地办到。他要求各大军区都要发“三反”斗争简报,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判。这些要求是不适当的,很容易造成偏差。

  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除夕之夜。他对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晚上八时写了一个批语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指名批评中南军区:“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③(③毛泽东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31日。)

  毛泽东写完这个批语后,才看到中南军区送来的两份材料,一个是中南军区党委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给所属军内各级党委的指示,提出必须以开展“三反”斗争作为当前中心工作;一个是谭政十二月三十日十五时关于将整编和“三反”结合进行给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又高兴了,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即刻给谭政写了一封信,说:“此件①(①指中南军区党委1951年12月29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及十二月三十日十五时电均阅悉。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最后一句话是:“盼望你们的捷报。”②(②毛泽东给谭政的信,手稿,1952年1月1日。)

  这时,已经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凌晨两点。信封上写着:“尚昆派人飞送。”毛泽东想了一下,又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对他说:“尚昆同志睡了,你直接去办。要谭政同志亲收,要取回他的收条。”一日上午八时,罗光禄带着毛泽东给谭政的亲笔信,乘专机直飞汉口。

  毛泽东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开始工作,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上午七时半才休息,连续工作了二十个小时。

  元旦这一天,下午五时半,毛泽东邀请十几位民主人士和党内几位负责人,在颐年堂聚会。他们是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章伯钧、马寅初、郭沫若、傅作义、张奚若、彭泽民、邵力子、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齐燕铭。六时半,毛泽东同他们一起来到怀仁堂,出席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团拜会。

  团拜会上,毛泽东发表元旦祝词,祝我们国家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当时最令人振奋,而不少人又感觉到巨大压力的,是下面这段祝词:“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1页。)

  团拜会后,有一场晚会。许多部长和副部长早已坐立不安,没有心思再去欣赏精彩节目了。团拜一结束,纷纷离场,赶回机关,连夜部署本系统的“三反”斗争。

  对当时这个情景,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有一段叙述:“中央直属总党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一月一日至一月十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一月十一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至一月三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纷纷送来报告。”

  就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从中央到各省市,从各大军区到各级军区,“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手稿,1952年1月4日。)

  当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有一段回忆。他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48页。)

  时至一月中旬,毛泽东还认为,很多地方“三反”斗争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和浪费现象远远没有揭露出来。他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②(②毛泽东对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月14日。)

  这些日子,毛泽东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研究和布置“三反”运动,以期把这一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

  一月十五日晚八时半,他在中南海住处召开书记处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最近“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三反”运动下一阶段的工作。参加人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杨尚昆、杨立三、安子文、萧华、彭真。当时刘少奇在外地视察和休养,没有参加。十七日晚八时,毛泽东又约朱德、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粟裕(副总参谋长)谈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生产和“三反”问题。十八日晚八时半,召开书记处会议,主要讨论天津“三反”等问题。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彭真、黄敬、刘澜涛,会议至次日凌晨二时结束。

  在这一系列会议之后,全国“三反”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一下子把运动推到高潮。这一布置,首先是在一月十九日中直总党委召开的有一千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的。“老虎”,这是当时人们对贪污犯的称呼,贪污旧币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一亿元以下一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

  毛泽东要求全党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①(①毛泽东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的电报,手稿,1952年1月23日。)他说,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②(②毛泽东致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电,手稿,1952年1月25日。)“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③(③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复电稿上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2月5日。)

  “打虎”最紧张的阶段,是毛泽东转发各地、各军来报并写批语最多的时候,也是毛泽东工作最紧张的时候。这时,毛泽东表现得很急躁,提出不少缺乏根据的“打虎”指标。他当时的心态是:“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④(④毛泽东转发六十六军党委关于打虎经验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12日。)

  毛泽东工作过于劳累,每天连续工作近二十个小时。三月四日这一天,从头天晚上一直工作到这天下午六时十分才休息,大约二十个小时。晚上十一时五十分起床后又继续工作。

  为了适当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秘书叶子龙嘱咐值班秘书:“军队,军以下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直属机关及地委、专署、县关于‘三反’的报告,均不送给主席看。”二月九日下午一时,身边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安排了一场电影,看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目的是让他在紧张工作之余,稍许松弛一下。这是元旦晚会以来毛泽东参加的第一次文娱活动。

  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一发现这个问题,就立即提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二月九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①(①毛泽东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电,手稿,1952年2月9日。)二月二十二日,他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②(②毛泽东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二月二十六日,他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指出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③(③毛泽东转发中直党委关于“打虎”工作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6日。)

  鉴于贪污在旧币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中央曾规定,对其中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有的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这样,大约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以免予刑事处分。毛泽东认为,这个规定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同时,他觉得对很多的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还可以更宽一些,在中央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这四项外,再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①(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行政处分共六项:警告、记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他说,这样,很多小贪污分子(约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林彪、聂荣臻的信,手稿,1952年2月9日。)

  不久,他在给陈毅的电报中说:“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五十万元以下而且是一百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③(③毛泽东致陈毅电,手稿,1952年2月29日。)同日,他告诉周恩来,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发一指示。④(④1952年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的若干规定》,其中对贪污一百万元以下的不作为贪污分子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具体规定。)三月一日,李富春送给毛泽东一个报告,是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的规定。毛泽东当即批示周恩来酌处,说‘‘还要宽一点,富春说得还太严了”。⑤(⑤毛泽东写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2年3月1日。)

  一方面,对一般的贪污分子,尽可能地从宽处理,甚至不划为贪污分子,把绝大多数的人尽快解脱出来,以利于团结和教育更多的人;另一方面,继续要求深挖“老虎”,特别是“大老虎”,这是毛泽东在“三反”运动后期的一个指导思想。

  在“打虎”高潮中,不少机关主要是财政部门,业务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有的已经停顿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在与陈云、薄一波研究后,于二月十五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的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专搞业务,是完全可能的。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以这样做了。毛泽东阅后立即回复周恩来:“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请速予调整。”①(①毛泽东复周恩来的信,手稿,1952年2月16日。)十七日,毛泽东电告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②(②毛泽东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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