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官场何妨做儿戏,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整个大陆。实现全国统一,已是指日可待。毛泽东把注意的重点逐渐从军事战线移到经济战线。此时他最关心的是国民经济能否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极度严重的经济困难能否尽快渡过。这是关系新生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的根本问题。

  这一点,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地指出来了。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他把话说得很重:“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①

  鼓乐奏起,两位既然都是钦差,谁也吓不住谁,也用不着相让,就肩并肩走进了总督府的议事厅。分宾主坐下后,鄂尔泰开言了:“皇上命我来主持南京贡试,廷寄嘛,李大人想必已经看过了。前日大人来访,恰恰我那天身子不适,很是慢待,我这里先谢过了。”

  弘历只用了几句话便说服了黑无常,使得他跪地叩首,泪流满面地说:“王爷这么说,黑无常就是再没良心,还能听不出来爷的好意,品不出来爷的心田吗?说句老实话,人但凡有一线生机、也不肯走了黑道,我也是让人逼的呀!康熙四十五年山东丰收,可东家却要收佃。一言不合,就打死了我兄弟,又卖掉了我侄女!我当时还年轻,火气也旺,一怒之下,就烧了他的全家,投奔了龟顶山寨。先当了二年的小喽罗,又熬上了个二等头目。可前头的大寨主,却是个采花淫贼。他常常强抢良家妇女,在寨里聚众宣淫,完了事又把这些本来就没脸见人的女子,送到她们家乡去示众要挟。我多次规劝他,他还总是耻笑我说:“咱们干的就是这一行,想熬出个正果,你怎么不去出家当和尚呢?”有一次我们为此大吵了起来,我就与他火并了。多亏弟兄们瞧得起,我杀掉他后,自己就坐上了龟顶寨的第一把交椅。表面上看,我们干的是杀富济贫的勾当,可那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也同样是在作孽呀……”他说着,说着,触动了良心,也勾起了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竟不顾一切地趴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正面临着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严峻形势。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更使得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一九四九年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七十,轻工业下降百分之三十,农业大约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粮食总产量仅为二千二百五十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李卫笑了:“咳,我当是什么大事儿呢?原来是这样。鄂大人是北方人,来到南京不服水土,一时有‘不适’,谁又能怪你呢?再说,咱们俩都是皇上身边的狗,不管怎么‘汪汪’,全都是一窝。有什么事,你就照直了说吧。”他心想,我本来就叫狗儿嘛,吃什么亏了?你来找事,才真的是条老狗哪!

  刘统勋看见时机到了,便温言地问道:“那龟顶山离这里往返七百多里,你怎么敢来到这里劫票?你也干得忒大胆了些吧?”

  这种经济萎缩,在全国最富庶的上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败逃前的大规模掠夺和劫运,这些地区的资金和物资严重匮乏,大批民族资本企业到了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地步。在大工业城市上海,刚解放时,全市煤的存量只够用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维持一个月的消费。全市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家私营工厂中,开工户数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相对景气的棉纺织业,每星期也只能开工三个昼夜。②

  鄂尔泰来到李卫的总督衙门,却不料一见面就被李卫叫成了狗。鄂尔泰气坏了,都是朝廷大臣,我怎么会是‘狗’呢?可是他回过头来一想,平常我的奏折里不也常说,“愿为皇上效犬马之劳”,犬不就是狗吗?李卫话虽然说得难听一些,可是却无法驳倒!他只好言归正传:“李公,我虽然是奉了学差,但皇上让我顺便查查江南的藩库,看这里有没有虚报冒领的事。这事情我真不愿管,这不是要找你李公的麻烦吗?可又不能违背了皇上的旨意。所以,今天才特地来拜见你,请你鼎力相助。江南若有什么瞒着皇上的事,咱们可以在这里当面说清。你一说出来,也就可以放心做事了嘛。我这人,你是知道的,从来也不想与谁过不去。”

  黑无常擦了擦眼泪说:“我自从当了龟顶山的首领之后,就对弟兄们订下了规矩,只取不义之财,而不能伤害无辜。跑了的那个铁头蚊,他爹在世时是我的拜把子兄弟。五六天前,他跑去找我,说有一路镖油水大得很。那人身上带着十多万银子不说,镖主的仇人情愿出五十万银子买他的人头。他已经联络好了几路人马,大家都愿意吃了这块肥肉。说好了,谁能最先得手,可得三十万,其余的有福同享,共分剩下的那二十万。唉,也是我钱迷心窍,就跟着下山了……”

  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收下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由于物价暴涨,更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在新中国成立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却连续出现多次大的物价波动。每一次物价波动,都是由金融投机资本比较集中的上海等大城市领头带起来的。在上海物价暴涨时,出现了商店拒收人民币的情况,有些人兴高采烈,以为共产党的势力将随着人民币的消失而被挤出大上海。

  李卫心想,你别他妈的装蒜了。他嬉皮笑脸地说:“前几天我去拜你,一来是要给皇上请安,二来嘛,也想看看廷寄里说了些什么。你身子‘不适’,我也就回来了。可到家一看,我这里的廷寄也到了。我们省从来没有欺瞒皇上的事,我下边这些狗日的,也不敢这样大胆哪?鄂大人你知道,我是朝里出了名的‘鬼不缠’,谁又敢日哄我呢?喂,你们都说说,谁他妈的弄虚作假了?”下边当然没人应声,他也就见机收场,“怎么样?他们不敢骗老子,更不敢欺君的。”

  “那愿出五十万银子的人是谁?他的仇人又是什么人呢?”

  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同在经济上遇到的严重困难,形成强烈对比。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好。他们在观望,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他说得随随便便,十分轻松,而且连骂带损,嘴里不断脏字。与上坐的那位道学先生,恰成鲜明的对比。这里总督衙门的人,早被他骂皮了,也早就见怪不怪了。可是,跟着鄂尔泰来的人,却没有见过这样的总督。他们想笑又不敢笑,不笑呢又憋不住。鄂尔泰讨厌的就是李卫这一身痞子气,他沉着脸说:“江南是不是有欺君之事,现在还不能说,要等我查完才能定论。”

  “回老爷,小的全都不知道。”

  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有理财之能的陈云。一九四九年七月,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一成立,便立即投入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战斗。

  “查就查!请问,怎么个查法?”

  “嗯?!”

  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尤其以上海为主。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在上海刚解放不久,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市军管会曾采取断然措施,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银元之战”③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

  “从南京开始,一府一县地挨个查!”

  黑无常急急地分辩说:“老爷,我说的全是真话呀!我曾问过铁头蚊,他说也没有见过那个人,只说那人的来头和仇家都大得让人不敢说。这边的各路人马都由一个道士主持,还有一个满口京腔、说话像鸭子叫似的老公,叫……哦,对对对,叫潘世贵,好像是京里头哪个王府里被革掉的太监。我们这一股要把守的,是从开封到延津这一路,限期今晚之前一定要赶到。别的……我可真说不上来了。”

  “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是上海以至全国的物价并没有停止上扬的势头。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从七月底到十月中旬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一点五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涨一点八倍。④有些人发出狂言,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这么说,你要单独查账?”

  黑无常这一番话,把弘历说得直打寒战,在他心里索绕了很久的猜想也完全证实了!那个“被革掉的太监”是谁?他会不会来自八叔身边?“不明身份的道士”又是谁?他们这样苦苦的追杀我,甚至不借动用江洋大盗,沿途设卡,必欲将我置之死地才肯罢休,又是为的什么?除掉了我之后,谁又能得到最大好处呢?想来想去的,他终于明白了。八叔的死对头是父皇,而最忌妒自己的却是弘时!除他之外,还能有谁呢?我的三哥呀,你你你,你这样做心也太狠了一些吧?而你也不想想,我是那种无所作为的人吗?我难道就只能束手待毙吗?想到这里,他忽然有了主意,对黑无常说:“你没有骗我,我当然也不能骗你。我现在就赦了你,你愿走愿留都听你自便!”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就在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时候,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物价上涨最猛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物资贬值,两头失踏,纷纷破产。到十二月十日,“米粮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一点不错!”

  一听王爷说出这话来,黑无常瞪着双眼,不知所措了。

  经过“银元之战”和“米粮之战”两次交锋,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财能力有所认识,开始认真考虑要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创造了条件。

  李卫拿起一把大蒲扇来,一边呼呼嗒嗒地扇着,一边笑眯眯地说:“鄂公,我得先提醒你一句。你要是撇开我李卫单独查账,那你可就违旨了。皇上的旨意里说,要你‘会同李卫复查,不得梢存苟且之心’,我记得不错吧。这就是说,要以我为主,你只是‘会同’的身份。按道理,我要怎么查,才能怎么查。不过,看在同是为皇上办事的情份上,我也懒得和你争这个大小上下。就按你自己来说,你的正经差使是学政。江南一百多个县份,你一县一县地查,恐怕查到猴年马月,你也还查不完呢!请问,你的正差还办不办了?”

  弘历还是十分平静地在说着:“要是设身处地的为你想想,我觉得你还是留在我这里的好。现在,你的罪案未消,官府里还在追查、捉拿你。就算你能逃回山寨,也干不成什么勾当了。你手下的匪众已经全部被擒,他们能不把你给招出来吗?到那时,恐怕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采取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步骤,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统筹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做到统一计划,令行禁止。这一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平抑物价的成果,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势头。到一九五0年三月,全国的物价就完全稳住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的通货膨胀的严重后遗症完全消除。饱受几十年恶性通货膨胀之苦的中国老百姓,终于过上了物价稳定的安心日子。

  鄂尔泰原来以为李卫不过是个傻小子,一唬就能唬住了。可他没想到这小子如此精细,更没想到他竟和自己论起主次来。他张了几次口,也没能说出个反驳的话,只好问:“那依你说,应该怎么个查法呢?”

  黑无常哪能不明白这些道理?说实话,从一入匪伙他就没打算善终。现在这位王爷不但指给他明路,而且还要收留他,天下之大,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好事啊?他跪在地上叩头哭泣着说:“爷,您不要再说了。先前如果不是被逼无奈,谁愿意往这条死路上钻呢?从今以后,我黑无常若能在爷的鞍前马后,执鞭坠镫,情愿生生死死,都当爷身边的奴才!”

  在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斗争中,陈云表现出很高的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毛泽东十分称赞。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⑤

  “我已说过了,本总督不计较名次前后。既然都是钦差,又同办一个差使,就见面各分一半吧。一百二十四个县中,咱们各分六十二。我知道你带来不少盘账的高手,可我们这里的藩司衙门里,能查账的并不比你少。老范,你去签押房,叫他们把全省县份,一分为二地写好,还要把次序打乱再拿来。我和鄂大人等会儿要用。”

  弘历点头微笑着指着秦凤梧说:“你看看这位书生,他也是犯了罪,被我赦免,才留在我身边的。看来,我和你们既有些缘分,也还想作些功德。但你和他不同,你先头上是土匪,是杀人越货的,这个罪名可不得了。所以,你想要跟我,得分两步走。头一步,你先到我密云的庄子里当个副管家;两年之后,事情平息了,我再给你换个名字,把你派到大营里去。就凭你这一身本事,几仗下来,混个副将,甚至当个将军,也都是不在话下的。”弘历说得似乎是轻描淡写,可就这么几句话,却勾勒出了黑无常的后半生道路,他能不激动万分吗?他的血全都涌到了脸上,几乎就要晕过去了。他趴在地上不住地叩头说:“爷……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毛泽东还高度评价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认为它们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范时捷这时才明白,李卫刚才叫人写县名的意思。他想笑,却又不敢笑,答应一声就连忙走了。

  办好了这件事,弘历自己心里也很痛快。他看着秦凤梧说:“我奉旨出京办差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从来都是微眼出访的。看来,这脾气让别人全都摸透了。你前天说得对,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嘛!你出去告诉程荣青,让他派人去通知李绂接我。真是放着福份却不会享受,我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堂而皇之地走进京城呢?不过,到了北京后,路上的事,你们一字都不准提!”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实现了,取得出乎人们意料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但是,恢复国民经济从哪里入手?采取什么步骤?实行什么方针?大约要用多长时间?这些问题,必须先有一个全盘的考虑,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来作出明确的回答。毛泽东正是这样做了。

  鄂尔泰品出味儿来了,李卫这是要和他拈阄啊!他板着面孔说:“李大人,你这样做,是不是把军国大事当成儿戏了?”

  弘历说得还真是不错,李绂一接到滑县送来的信,就马上派了人马来迎接宝亲王。他让自己的中军,日夜守护在弘历身边。还下令给他,叫他无论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准离开室亲王爷一步。弘历坐的,是总督府的八抬绿呢大轿。李绂知道宝亲王怕热,还专门让人把大轿改装了。轿顶加上一把曲柄伞,打开顶盖,俨然就是王爷的乘舆;合上顶盖,又可以遮风避雨。不管是吃的,喝的,用的,看的,以及快马传递的水果冰块,全都由李绂安排好了。此外,李绂还派了一营兵马,紧紧地跟在宝亲王后面,相隔半里,随时策应。因此,他最后的这八百里路程,不但一个贼影也看不到,还满身心的都是快意。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在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起人民政权,并且根本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李卫身子朝前一探说:“儿戏?我上不欺君,下不亏心,就是儿戏又有何妨呢?照你的办法,把我这钦差撂到一边,违了旨意不说,你自己又办不下来,那才真是儿戏哪!”

  北京到了,弘历按规矩住在潞河驿。刚刚洗涮完毕,礼部尚书尤明堂就来请见。这位先朝老臣,如今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他早在康熙三十三年就中了进士,足足地做了二十多年的京官。直到康熙晚年户部清理亏空时,才由十三爷允祥把他从郎官中提拔出来。这几年,他不声不响地在礼部当尚书,也不言不语地在帮办着中央机枢重务。要说起皇上对他的宠信来,还远远地超过田文镜呢!可是,弘历没有料到,他进门之后,还是照着规矩,向弘历叩安行礼。他自己笑着说:“奴才是汉军镶黄旗旗下,也就是主子的包衣奴才。四爷您不让我行礼,奴才就得好多天安不下心来,就算是主子赏奴才一个安心好了。原先工部郎官瞿家祥,是庄亲王的门下。有一次他去见庄亲王,王爷说了声‘免礼’,他也就没有行礼。可回到家里,他越想越不是滋味,觉得以后还怎么再见主子呢?越这样想,就越是觉得没脸。到后来,竟然精神恍惚,一病不起了。还是他的儿子去求了庄亲王爷,庄亲王就来到他的病榻前,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骂了声:‘你这个狗娘养的,装的什么病?快,起来给爷办差去。’这一骂,倒把他的病治好了。所以,人什么病都可能有,可就是不能有了心病啊!”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完成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他估计,要完成这三项工作,必须准备用三年左右的时间。

  两人越说越拧,尹继善在一旁开言了:“鄂大人,依学生之愚见,李公之言也不无道理。鄂大人如果觉得不行,提出个更好的办法来,也未尝不可。”

  他说得虽然罗里罗嗦,可那认真的样子却让人觉得可敬。弘历高兴地叫人送上了冰镇的荔枝,亲手剥了皮给他吃,又问道:“我前时看到邸报,你不也跟着皇上去了奉天吗?怎么今天却是你来接我?三哥现在是在城里还是在园子里哪?张相如今可好?”

  毛泽东写道:

  他这话貌似公允,可这个边鼓敲得更绝。鄂尔泰左思右想,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来。他偷眼向李卫看了看,见他的手已经扣在了茶碗上。鄂尔泰知道,只要自己说声不同意,李卫就敢马上端茶送客。这样,事情就全砸了。心想,好吧,拈阉就拈阉,只要让我抓住一点把柄,看我怎么拾掇你!他也把茶杯捂在手心里了。

  尤明堂说:“回四爷,我是准备好了要跟皇上去的。可后来礼部的满尚书阿荣格说,他父亲的墓就在盛京,他想顺便给父亲修修墓。皇上准了,我们也就换过来了;三爷如今是里里外外地忙,这会子正进宫给娘娘请安;廷玉相公一天要看十几万字的折子,要写了节略送给三爷看,还要接见外省进京的官员,也真够他忙活的了。唉,我们朝廷上下,亏得有这么个人,不分昼夜地只知道办差。要是我,早就累得骨头架子都散了。奴才刚才还见着了他,他大概很快就会来看四爷您的,说不定还会和三爷一块过来呢。”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⑥

  范时捷气喘吁吁地端着个大盘子回到了客厅上。李卫和鄂尔泰几乎是同时行动,分别抓到了一个纸团,又恶狠地注视着对方,端起了茶碗。下边的衙役们虽然看得正有趣,却也没敢忘了规矩,高喊一声;“端茶送客!”鄂尔泰只好站起来告辞走了。

  弘历突然觉得,自己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些迹象表明,三哥近来不但很受父皇的赏识,还升格为“盛郡王”。他曾经有几次看到过皇上对自己的朱批,说的也全都是夸奖弘时的话:‘三阿哥处事之干练,不在你之下’;‘此等细心处弘时能够体察,朕甚感慰藉。有子如此,朕复何忧?但愿你们兄弟皆如此心,则实为国家社稷之福也’;‘三阿哥浮躁之风,今罕见矣’……诸如此类的话题,皇上屡屡发给自己看,老人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然,雍正皇上也说过:‘弘历,你要懂得为君之难,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即是如此,也难免出错,若粗率大意,就更不可谅了’;‘你是国之瑰室,要善自珍爱’;‘放胆去做好了,你但存了正大之心,朕绝不会朝三暮四的’。看来,皇阿玛对弘时和对自己,都有很好的看法。二一添作五,既不偏,也不向。他到底心里属意在谁呢?想想前朝太子,康熙是多么地疼爱呀,可是到最后,到底还是废了。现在三哥在到处收买人心,皇阿玛又这样地信任他,再想想路上发生的事情,他真觉得不寒而栗。他试探地对尤明堂说:“我这次出去之前,就知道皇阿玛身子不爽,真替他担心。这次在南京也考查了不少医生,可总没见到一个真正可信的。十三叔我也总在惦记着,不知他这几天可好了一些吗?”

  毛泽东写这段话的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其中所讲的内容虽然是就一些地区而言的,但它具有普遍意义,同样适用于整个国家。

  李卫兴冲冲地回到后衙,把衣服一甩,痛痛快快地笑着说:“任你奸似鬼,也叫你喝了我的洗脚水!”

  尤明堂哪里知道,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弘历竟在脑子里转了这么多的心思啊!他躬身回道:“十三爷也在惦记着您哪!昨天我去请安时,他还告诉我说,他已写了折子呈给皇上,说您不宜在外头过久,要叫您早一些回京来。我告诉十三爷,已经接到李绂那里的滚单了,明天您即可到京,他才放下了心。十三爷还说:‘他们小兄弟几个,从小就坐在我腿上玩耍,我真是喜欢他们。你告诉他,口来后叫他抽空子来看看我。我身子不好,说不定哪天就去见先帝爷了’。我在那里劝了十三爷好半天,才告辞回来的。”

  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四月中旬,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⑦这实际上是整个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方针。

  邬思道正在给李卫开书单,听见李卫的喊声,抬起头来看看他说:“得了头彩吗?看你高兴成这模样。现在这里没外人,我得说你一句了。你这样聪明能干,如果再多读点书,进上书房也并不难。可是,你却为什么总是粗话不离口的,真让人生气。”

  尤明堂说得很动情,弘历也听得热泪盈眶:“等一会儿见过三哥和张相,我一定马上去十三叔那里瞧他。”正说话间,便见弘时满面笑容地和张廷玉一齐走了进来。弘历连忙起身,快步走到跟前,又是打千行礼,又是恭贺荣升地说:“三哥,你可来了,叫我好想你啊!”回头又对张廷玉说:“张老相,您可是越发地瘦了。不过看上去精神还是那么矍铄,真让人欣慰!”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当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陶鲁笳等人谈话的时候,对“四面八方”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

  李卫却突然正经起来:“先生,您真以为我爱讲粗话吗?我实话告诉您,书我也不是不读,骂人的话我也可以不说。但我在人前,却还得装傻充愣。我不能不这样,也不得不这样!进上书房?我想都没有想过。先生您别忘了,别人不是有军功,便是正经的科甲出身。我是什么名份?我是叫化子!是个人人能踩,也人人能骂的叫化子!我再聪明,也只能干些小打小闹的事。所以我必须保持我的本份,保持我粗豪下贱的本色。要是我想充文雅,我李卫在皇上和众大臣眼里,可就一文不值了。”

  弘时也快步上前,一把拉着弘历看了又看说:“四弟,你晒黑了,也瘦了。这次办差,着实地辛苦你了。我托人给你带了些药去,可李卫来信说,你竟是不辞而别了。你可真行,这么大热的天儿,还微服赶路!不过,你这一回来,倒叫我安心了不少。在家里好好歇上几天,身子骨还是要紧的嘛。”

  “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邬思道没有马上说话,他现在才觉得李卫的所作所为,不无道理。李卫刚才所说,对他震动很大。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平日里大大咧咧、骂声不绝于耳的小叫化,竟有这么深的心机!他叹了口气说:“这可真是江山依旧,而人事全非了。连你也学会了揣摩皇上的心思,琢磨做官的诀窍了。那我问你,田文镜是个聚敛之臣,你又是什么呢?”

  弘时在说话时,不错眼地瞧着弘历。他目光柔和,话语亲切,好像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兄弟深情。弘历也是十分感动地拉着哥哥的手不放:“多谢哥哥关爱了。你自己身子也不好嘛,还总要惦记着我。这次回京,我给你带了二斤春茶。我知道,你最爱喝的就是碧罗春,这次我给你找到了真正乔婆子家的。不过。我走得急,留在开封了。过几天一到,我就给你送去,也算弟弟的一点儿心意吧。张相这里,我也有一点小意思。给您带了二斤茶叶,还有三令宋纸,一盒子徽墨。你要是看着高兴,可得给我好好地写一幅字啊!”

  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也是如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要垮台。四个方面的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新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现在他们要求发展生产,是适合我们需要的。

  “不,先生您错看了我李卫。”

  张廷玉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哎呀啊,真得谢谢四爷。你自己写的字就比我好上许多倍,还非要我献丑干嘛呢?”

  ‘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在工厂开展生产运动,不单要召集工人开会,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也要召集资本家开会,和他们说通,把他们也发动起来。合作社也要公私兼顾,只顾公的方面,不顾私的方面,就要垮台。

  “嗯?”

  君臣兄弟,所有的话都说得这么融洽,这么亲密。刘统勋早就见怪不怪了,秦凤梧却觉得透心的凉!看看眼前,再想想黄河边上,大槐树下,怎么也不能和这个气氛连在一起。仆人献上茶来,弘时一错眼看到了秦凤梧,便问:“这位先生眼生的很,他是四弟新近收的门人吗?”

  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要注意到,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就是这三个反动势力的代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集中力量对付帝国主义。

  “或许,您也错看了皇上。皇上对您,对我,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的。他更懂得我们的心,也比我们更懂得治国治民的道理。”

  “啊,我忘记引见了。他叫李汉三,字世杰。幼年就随父母来到河南光山做生意,后来家道中落,才捐了个监生,就在开封河道衙门当幕宾。他不但精通治河,文章诗词也都还看得过去。因河南河道上的阮兴吾是我的家奴,就把他荐给了我。”

  当然,在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时,对投机商业不加限制是不对的。应当在政策上加以限制,但限制不是打击,而是要慢慢引导他们走上正当的途径。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⑧

  “什么,什么?我错看了皇上,这……至于吗?”一向自以为对雍正十分了解的邬思道,对自己的作为也从来都是自信的。现在,他却如入五里雾中,不知如何说才好了。

  秦凤梧本来就是个胆大心细的人,他一听这话,也不用四爷交代就顺坡滚了下来说:“这是阮公的厚爱,四爷的抬举。小子后生晚辈,以后还请各位爷多多照应!”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总体设想,即“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十二月二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个设想。他说:“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⑨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观察,毛泽东对恢复经济的时间觉得确有把握了。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便把这个设想明白地概括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被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为我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这里所说的“三年准备”,就是用三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

  李卫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望着初夏时分天上的浮云。只有在这一刻,邬思道才发现,这个李卫确实是变了一个人。过了好久,李卫才回过身来,目光深邃,声音暗哑地说:“田文镜确实是在揣摩皇上的心思,他事事处处都只想讨皇上的好;而我是有什么就说什么,绝不掩饰,更不作假。就如今天这事,我知道鄂尔泰肯定要密奏皇上,而尹继善和范时捷也不会不写密折。但我不怕,因为我早已奏明,并且已经得到皇上的认可了。”说着。他从大柜子里取出一个黄匣子来打开,又拿出里面的密折来,“先生,您先看看吧。”

  弘历归来,当然是件大事。朝廷虽有规定,未见皇上之前不准擅自吃酒,但现在皇上还在奉天,所以弘历还是在驿馆里摆了酒筵。张廷玉心实,又处处留心政务,一听说这个“李汉三”办过河务,就在席面上一再考问河道上的事。还真亏了秦凤梧平日里博学勤奋,又确实读过陈璜的《河防述要》这部书。所以尽管张廷玉多方查问,他也没有露出马脚来。他自己虽然谈笑自若,可早就吓出一身臭汗来了。

  一九五0年是恢复国民经济的第一年。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一年国家财政收支怎么安排。毛泽东着重抓了这件事,指定陈云、薄一波、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拟定预算草案。

  这密折前半部分是李卫写的,虽然有不少错别字,但意思却很明白。更特别的是,他说的全是心里话,是别人不能写,也不敢说的话。比如他说:“没当官时想当官,真当了官才知道做官的难处”;“江南报给户部说,这里没有亏空。可奴才知道,最少有二三十个县是糊弄奴才的”;“官员们俸禄太低了。像奴才这样的二品官,一年才一百六十两银子,能干什么呢?翠儿和奴才的那个傻小子,每天只敢吃白菜豆芽。可奴才到了外边,还得装体面,不敢给主子丢人。上次翠儿进京拜见主子娘娘,娘娘赏了二十两金子,让翠儿打几件首饰。翠儿舍不得,她们娘俩就在这银子里拿出了一点,打了次牙祭。看着孩子狼吞虎咽的样子,翠儿哭了”;“主子要想个长远法子,不要让官员这么穷。官员不穷,就没理由借国库的钱。主子您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办差呀”!

  这场酒,可真是口蜜与腹剑共酌,杯酒和谎言齐飞,待客人们全都走过之后,弘历把刘统勋和秦——李汉三叫了过来说:“从今天吃酒的情形看,我们也许是错看了老三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出国访苏前,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修改通过了一九五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第二天,又主持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这两项草案。会议指定周恩来、陈云、黄炎培、薄一波、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等对概算草案作进一步修改。

  邬思道又翻过一页,却是皇上的朱批。那上边说:“览奏不胜感慨,非真知朕者,断不肯如此直言。朕也想为官员加俸,可兹事体大,又涉及祖宗成法,并不像你说得那样好办。现任官加俸,待选官如何加法?汉人加了,满人是否也要水涨船高?都想多加点,钱又从哪里来?一个不慎,就会紊乱了朝局,朕不能不小心哪”!这朱批后面还有一段话,却是针对邬思道的:“邬先生现在哪里?听说他到了湖广,又沿江东下,可能已到了南京。尔一定要设法找到他,将此折让他看看,听听他有什么想法,再详尽地报朕知道。告诉邬先生,允祥很想他,朕也有事要垂询于他。他不必回家乡了,就由你妥送至京,安置到怡亲王府可也”。

  刘统勋和李汉三是何等的精明啊,他们俩马上就猜到了弘历的话外之音。刘统勋说:“四爷,您说得对。亲兄弟之间,哪能会办出这等事情来呢?您放心,奴才等自当慎守谨言,不会说出一个字儿的。”

  编制一九五0年预算,遇到两大难题,一个是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一个是军费开支问题。这些都是带全局性的大事,而对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新中国来说,又是两项十分沉重的负担。

  看了皇上的这份朱批,邬思道头上冒出汗来了。想不到皇上原来答应让自己“中隐于市”,竟是不可能了。但他和皇上既已有了过去的情份,又不能对皇上的期望置之不理。他自言自语地说:“皇上有什么事要垂询于我呢?”

  “哎,话不能这样说。你们记着,我刚才说的是‘也许’,并不是下了定论。俗话说,捉贼见赃,捉奸要双。一言即出,就泼水难收了。你们千万不要错误地领会了我的原话。”

  怎么办?出路何在?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意见。

  李卫笑笑说:“先生,这事我可不知道,也没资格知道。我这里还有一份朱批,说请您在五月十五前,一定要赶到北京。但这份朱批,因为牵连着擒拿甘凤池的案子,皇上没说让您看,我也不敢拿给您。您只管放心地走吧。两位夫人,就住在我这里好了,翠儿会好好侍候着的。”

  “是,奴才们明白!”

  关于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四千斤小米(指政府当时养活一个人所需的费用。——引者注)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

  邬思道长叹一声说:”唉!岂止是你这官身不自由,我这民身又有自由吗?皇上现在用的这密折制度,还是当年我提的法子。想不到却作茧自缚,把我也给捆住了!我的一举一动,都难逃皇上的耳目呀。”

  他们究竟明白了什么,这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别看弘历年纪不大,可他毕竟是皇子啊。他有多么大的心胸,多么深的机谋,能是这两个人能体验出来的吗?不过,这两位也不是平常人物,路上的事情闹得这样大发,想瞒又岂能瞒得住?弘历在半路上谈话时,曾多次提到了弘时,今天的这个表白,只不过是他另有图谋罢了。说穿了它,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

  无论国家财政怎样困难,也要把旧人员包下来,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已经确定下来、在建国后又一再重申的一项重要政策。十一月二日,针对一些地方对这个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毛泽东又重申:“关于新华社九月十六日《六评白皮书》社论⑩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二万余人)的错误,不要重犯。”⑾十二月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⑿

  “先生,您可不能这样说,这法子实在太好了。有了它,谁想给别人穿小鞋,他就得掂算掂算,别人兴许也会告他一状呢。哎——皇上要我征求您的看法,您就教我怎么办吧。”

  弘历又对秦凤梧说:“你马上用我的名义给阮兴吾写封信去。他是我的家奴,信可以说得明白点,但又不能全说透,明白了吗?”

  把旧人员包下来,是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富有远见的措施。它在财政上带来的负担和压力是巨大的,为此大约每年要多付出相当于一百二十亿斤小米的开支。但在政治上,它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归一。

  “哦?那你先说说,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扎!”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8页。

  李卫规规矩矩地说:“先生既然问我,我就只能说老实话,我不学田文镜。田文镜用的是高压的办法,让下边的人全都怕他,那怎么可能呢?他那个巡抚又不是世袭罔替的,再说,他也总得死。他或走或死,下边就照样贪污,照样刮地皮!那是个笨法,我学不来,也不想学。这官职里不是有肥有瘦吗?肥的我不管,瘦的我得想办法补贴点,想法让他们过得去。他要是再贪、再刮,我就狠狠地办他!这就是我的宗旨。”接着,他就把如何筹粮筹款,如何征税,如何搭配穷富等等,说了好大一会儿。完了他又说,“我给自己订了两条:一不往怀里搂钱,皇上就怪不到我;二不逛妓院嫖窑子,翠儿就不能和我打架。有了这两条,谁爱说什么,就让他说去,我一概不听不问!”

  ②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71页。

  邬思道一直在静静地听着,等李卫说完了,他问:“你为什么不学田文镜,让官绅一体纳粮呢?”

  ③“银元之战”,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了一次银元涨价风,每枚银元的黑市价格,从人民币的600多元上涨到1800多元,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6月1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查封了证券大楼,平息了这场银元涨价风。

  “我学他?他这一招还是学我的哪!我在四川当县令时就这么干了。他那时还跟在我屁股后面跑得颠颠儿的呢。现在学他,还不让他笑我没本事。”

  ④转引自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1949年11月13日。

  邬思道看着这位心高气傲的年青总督,心想,他也真是有可爱之处,得帮帮他。便说:“我教你两条,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92页。

  “别说一个了,就是十个八个,我全都答应!”

  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的《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社论时加写的话,1949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15页。

  “好。头一条,叫‘摊丁入亩’。这一条,你不能告诉皇上是我教的,就说是你自己想的。这法子很简单,就是把人头税取消,全都摊到土地里去。谁家的地最多,谁家就得多交税。没地的,少地的,自然就用不着多交了。你要过饭,还能不明白这道理吗?”

  ⑦转引自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4月18日。

  李卫高兴得脸上放光:“好好好,这一条我准能办到。我就说,是我替天下的叫化子想的主意。叫化子连饭都吃不上,还要交人头税,谁干哪!老子要命有一条,要交税?没有!”

  ⑧陶鲁笳在中共太行区委会议上的传达记录,1949年5月3日。见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28、129页。

  “第二条,叫‘火耗归公’。这是个养廉法,是吏治。你想不出来,所以这条算咱俩的。平常人们说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银子从哪里来?就是钻的火耗这个空子。你把全省的火耗都抓在自己手里。谁干得多,哪个县最穷,就多分给他点;谁出力少,谁的县里最富,你就少给点。这样连后补官员们,也能分个仨瓜俩枣的,谁不说你好!”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李卫可真佩服了这位老师,连连说道:“好,太好了!这样,连我这衙门里的应酬钱,不也有地方出了嘛。”

  ⑩即《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09-1516页。

  一个衙役走了进来说:“禀总督大人,奴才打听清楚了。贡院里抬的牌子上是孔子。”

  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旧人员处理问题的电报,1949年11月2日。

  李卫头也不回地说:“好,告诉下边,他抬孔子,咱们就抬玉皇大帝!”

  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邬思道问:“李卫,你这是唱的那一出?”

  关于军费开支问题,毛泽东说:在现在的预算中,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经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这个预算没有满足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要求,但是军政费用再要减少就不行了。又说:要让大家知道,部队的生活特别苦,有的部队没有菜吃喝盐水,吃的粮食也不能满足要求。各位省主席、市长,中央部长,都得知道,就可以向大家解释。

  李卫笑了:“先生,您别管,我这是和鄂尔泰那老小子叫真呢!年羹尧要凯旋回京,全国大庆,南京这里都在准备赛神大会。这一比,可就有高下之分了。南京学政衙门,是鄂尔泰狗日的管的。他让城里的秀才童生扮成孔子,入试的三千孔门弟子,扛着大牌子游街。我这总督衙门不能落在后边,更不能让鄂尔泰这个兔崽子比下去!”

  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军队要逐步转向生产建设。准备到一九五一年,军队和政府可以有三百万人转入生产。“飞鸟尽,良弓变”,我们是变为搞生产,而不是“良弓藏”。①

  邬思道哈哈大笑:“李卫呀,李卫,你可真能想法子?你以为,玉皇大帝就最大了吗?”

  全国政协会议后不久,十二月五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提出:要“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是啊,他不大,谁又能比他大呢?”

  一九五0年,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完成追歼残敌、平叛剿匪的作战任务后,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新疆军区部队,有十万多官兵投入生产,发扬“南泥湾精神”,全年开垦荒地八十五万亩,粮食、蔬菜基本达到自给,给全军树立了一个榜样。

  邬思道还在大笑,笑得气都喘不过来,也笑得李卫莫名其妙了:“先生,我说的不对吗?”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一九五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

  “岂止是不对,你那玉皇大帝要是抬到大街上,不让人笑破了肚子才怪呢!我告诉你,天下独尊儒术,孔子乃万世师表。连先帝爷去孔庙,还得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呢!别说你抬玉皇大帝了,你就是把如来佛、孙悟空全都请来,他们见了孔老夫子,也全都得行礼避让!”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关于当前国家财政状况,毛泽东用了三句话来概括:“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他说:“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②

  这三句话,简明有力,如实地反映了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同时又指出了光明的前途,给人们以希望,在人民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到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伟大斗争中去的精神力量。

  这时,毛泽东最关注的两大国内问题,一个是土地改革工作,一个是财政经济工作。他在离京赴苏的前两天,十二月四日,专门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两个问题。毛泽东是带着许多问题去访问苏联的,其中就包括这两个问题。

  一九五0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四月,全国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货币收支接近平衡,国家手里掌握了比较充裕的物资。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工作进行中,由于银根抽紧,物价下跌,税收偏重,致使许多民族资本工商业和个体工商业发生严重的资金困难。

  一九五0年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总的情况是,大城市重于小城市,工业重于商业,上海又重于其他城市。在上海,大米和棉纱批发市场交易额,四月份比一月份分别下降百分之八十三和百分之四十七。到四月下旬,上海倒闭的工厂有一千多家,停业的商店两千多个,失业工人在二十万以上。全国十六个较大的城市中,半停业的商店近万个。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万人。当时的上海,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不断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打警察、请愿等现象。民主人士慨叹人心丧失,工商业者惶惶不安。这种状况,当时在上海被称作“四月危机”。

  上海是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又是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而上海私人资本所遇到的困难,公私之间所出现的矛盾,又显得更为突出。因此,毛泽东十分注意上海的动向。

  三月中旬至四月初,毛泽东接连三次收到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电报,反映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和党内部分同志的错误倾向。在三月十二日的第一份电报里,陈毅提出,上海工商业在“三、四、五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建议中央对上海的税收“在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适当放宽期限。在三月二十四日的第二份电报里,详细反映了上海工商界对改进税收等的具体意见。四月四日的第三份电报又反映:“三月来,由于工商业倒闭增多,又加重债税任务,不仅党外人士叫苦,认为暗‘共产’,亦反映到党内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实际提前。”电报提出:“在不妨害中财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协助的步骤,这很重要。如是才能使上海工商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

  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面前:既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适当减缓税收、解决私营工商业的资金困难问题。用陈云的话来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③有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呢?毛泽东认为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行土地改革以恢复农业,调整公私关系以恢复工业,整顿干部以执行政策。

  从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他针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要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倾向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他还进一步提出:“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④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反映,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有人在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而混乱的意见。他经过了解发现,持这种观点的,在党内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四月十二日,他便把这份发言记录稿送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嘱咐叶子龙⑤立即送毛泽东阅。从保存下来的这份档案来看,毛泽东读得非常仔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密密麻麻地写了大段大段的批语。这些批语主要是针对那种打击民族资产阶级、要挤垮私营资本的“左”倾的思想的。

  发言记录稿中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的批语是:“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发言记录稿中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的地方,毛泽东的批语是:“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发言记录稿中提出,“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毛泽东的批语是:“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毛泽东还写道:“除盐外,应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发言记录稿中还说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毛泽东在旁边粗粗地画了一道杠,写了一句话:“完全错误的说法。”⑥

  毛泽东把他批阅的这份材料送给彭德怀、林彪、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彭真、胡乔木以及发言者本人传阅,在信封上特地写上“即送”二字。

  毛泽东的批语,涉及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对于纠正党内部分同志在对待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有重大意义。

  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在多次会议上,继续强调要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使整个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并确定当前以调整工商业为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他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他再次提出必须认真执行《共同纲领》的各项规定,作为行动的准则,说:“《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⑦

  从一九四九年七月底毛泽东提出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以来,经过八个多月,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作了新的调整,把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列为恢复国民经济的条件之一。这样,中国共产党关于恢复国民经济,就有了一个更为明确和完善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公开发表后,各界人士反映热烈,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当时,上海正要召开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的讲话传来,与会代表“表示拥护,其悲观失望情绪可相对减少”。⑧

  毛泽东对上海这次会议极为重视。他要陈毅将会议情况随时电告,他则及时复电,作出指示。

  四月十五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那天,陈毅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这时,上海还处在“四月危机”中。电报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比较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毛泽东十六日立即复电:“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⑨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另一复电中,再一次强调:“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⑩

  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1月29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③《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91页。

  ④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3页。

  ⑤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50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2页。

  ⑧陈毅关于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950年4月21日。

  ⑨毛泽东复陈毅电,手稿,1950年4月16日。

  ⑩毛泽东复陈毅电,手稿,1950年4月23日。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