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村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全局性影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要把中国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经济,为农业现代化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其困难可想而知。因此,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事业给予了特别的关心,投人格外多的精力,自始至终地具体指导着这场农村的巨大社会变革的进展。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审读《毛选》第四卷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心情是舒展的。文件看得多,批语写得多,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仅在一九六0年三月一个月内,他为中央起草的重要批语和指示就将近二十件。

  吴国的势力愈来愈强大,不断对外扩张,一心想称霸中原。公元前488年——鲁哀公七年的夏天,吴国挟迫鲁国在鲁国的鄫城(现在山东峄县境内)举行了一次会谈,子服景伯为鲁哀公的相礼。在这次会谈中,吴国恃强凌弱,任意摆布鲁国,向鲁提出了一系列无理的要求。吴国要求鲁国拿出一百只牛,一百只羊,一百只猪作为献礼,当时称为“百牢”。这显然是在以强国凌辱弱国,以霸主役使诸侯。鲁国不从,子服景伯说:“先王无此礼制,鲁岂敢逾越!”
  吴相礼说:“宋已献我百牢,鲁不得在其后。况且昭公二十一年,鲁曾献十一牢与晋大夫范鞅,难道今日献百牢与吴王,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子服景伯忿忿地说:“晋之范鞅贪而弃礼,以强晋凌我弱鲁,鲁不得不从。吴王乃仁义之君,以礼命诸侯,鲁则应以周礼之限为数。奉天子之牢不过十二,此乃天之大数也。今吴弃周礼,强索百牢,这难道是君子之举吗?”
  吴国本来是贪婪成性,暴虐无道的豺狼之辈,子服景伯跟它讲这些,纯系是对牛弹琴,所以,争执了半天,问题终未得到解决。
  回到住地,景伯对鲁哀公说:“当今时势,吴强而鲁弱,若执意不肯献百牢之礼,吴必出兵伐鲁。小不忍则乱大谋,依臣之管见,以屈从为上。”
  鲁哀公有什么办法呢?自己的国家弱小,就是要受强国的欺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嘛,这是当今社会的现实,只好点头应允,以百牢之礼献吴。
  可怜的鲁哀公,只看到了以强凌弱的社会现实,却没有想到如何富国强兵,不为他国所鱼肉。
  吴国在会谈桌上取得了胜利,得意而归。消息传开,诸侯各国议论纷纷,有的称誉吴国强大,君臣英豪;有的则骂吴国弃礼不仁,有如虎狼。身居高位,手掌重权的人,多是些聋子,他们只能听到溢美赞誉之辞,有谁肯将贬抑之言灌入他们的耳骨呢?吴国君臣自然也不会例外。太宰伯嚭没有参加吴鲁会谈,这次外交上的胜利没有他的功劳,他很觉懊恼。伯嚭是个贪婪的佞臣,一向嫉贤妒能,不甘在人之下,便以大国之居,派人到鲁国去召季康子来吴禀见。他想借此机会露一手,捞一把,为自己涂脂抹粉。
  季氏宽大的议事厅里,季康子一人在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他只有三十八岁年纪,但由于整日山珍海味,吃得脑满肠肥,加以无所事事,因而过早地发福了。圆而大的头几乎是粘在肩上,中间似乎并没有脖子。脂肚挺得高高,像七、八个月的孕妇,连那宽大的袍子也遮掩不住。稀疏的胡须,淡淡的眉毛,黄而参差的牙齿,灰白的脸皮,这一切都在向人们宣告,这是个酒色之徒。他的长相与其祖父、父亲颇相似,但性格却绝然相反。季平子、季桓子虽贪婪、阴毒、凶狠,但却善动脑筋,一向不露声色,遇着什么不顺心的事,或者正在运筹一个什么新的阴谋,喜欢一个人在这间大厅里盘膝危坐,面前的几案上摆着一杯浓茶,一边品茶,一边静静地想心思。季康子则不同,他本来就不学无术,又圆又大的脑壳里仿佛堆满了肉与脂,连半点缝隙也没有,加上脾气大,火性急,所以哪怕遇有针鼻大小的事,便这样热锅上蚂蚁似的坐卧不安。自从接到了伯嚭的邀请信,他就一筹莫展,食不香,睡不甜。他倒是有点自知之明,无论从学问上、韬略上、口才上、外交礼仪上、应变能力上,自己都与子服景伯相距甚远,子服景伯与哀公尚且受辱,见笑于诸侯,自己此番应邀前往,现场不是更加狼狈,后果不是更加不堪设想吗?他接受了冉有的建议,派人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到卫国去请子贡,但至今仍没有来到……
  子贡奉季康子之请赴吴辞谢,拜见了伯嚭。伯嚭将子贡安置到馆舍安歇,来日于太宰府详谈议事。
  第二天巳时,一辆装饰豪华的马车来到了太宰府,车上走下了一位穿着丧服的人,这就是子贡。早有门官报知了伯嚭,伯嚭出府门一看,大惊失色,怒火中烧,正想发作,又克制了自己。因为子贡的外交才能闻名于诸侯,八年前他来说吴救鲁困齐,二人就曾打过交道,领教过他的厉害。伯嚭将子贡迎入正厅,二人分宾主坐好,问道:“先生为孔夫子高足尽知礼仪,请问国君长大于道路,而大夫不出其门,此为何礼?”
  子贡回答说:“此乃畏大国矣,并非礼也。倘若君臣虚国尽行,强国岂不乘虚而入吗?”
  伯嚭很感兴趣地问:“大国乘虚而入,合礼与否?”
  子贡说:“大国不以礼待诸侯,遗害无穷,必将亡国。”
  伯嚭反驳说:“大国民富兵强,横行天下,臣服诸侯,岂有亡国之理!”
  子贡冷冷地笑着说:“太宰岂不闻井娃观天,鼠目寸光吗?吴今虽强,然不久将焚宗庙,覆社稷,亡君臣,死万民,故赐特依礼着丧服,先来吊孝致哀。”
  伯嚭再也忍耐不住了,拍案而起说:“孺生休得胡言,小心割掉你的舌头!”
  子贡泰然自若,边品茶边说:“太宰休动雷霆震怒,请听赐陈述利害。若言之有理,当谢赐之美意;若出言悖谬,赐甘赴汤镬!倘先割掉舌头,赐则不能言,吴将危矣……”子贡是那样平静,那样风趣。
  “先生请言其详。”伯嚭像泄了气的皮球,重又坐下。
  子贡又呷了一口茶,咂巴咂巴嘴唇,然后慢条斯理地说:“赐随夫子居卫,亲眼目睹一事,太宰可有兴致一闻吗?”
  “先生但讲无妨”。伯嚭说。
  子贡说:“卫有岭邑,处于重山峻岭之中。近年来常有猛虎出没,毁坏庄田,捕食牛羊,伤害男女,一邑百姓纷纷迁徙逃亡……”子贡说着,突然停住了,在津津有味地品茶。
  伯嚭竟等不及了,追问说:“后来如何?”
  子贡见问,接着说:“后来卫相国孔文子组织全国著名猎手数百名进山,捕获猛虎十八只,百姓方得以回归故里,重建家园,勤于农桑,安居乐业。”
  伯嚭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没有说话。
  子贡转移话题说:“昔者,周大王命其三子大伯、仲雍、季历俱适荆蛮,拥有一方民众。长子大伯身着周之礼服,以周礼化民,民皆依礼行事。大伯无子,死后其弟仲雍继位。仲雍生性怯懦,国势渐弱,吴则挟持其废弃周礼,效法吴俗——剪断长发,裸露上身,刻上花纹作为装饰。仲雍之举,非为礼也,以避灾害。近者,吴鲁会谈,吴不以礼待鲁,强索百牢。吴强而鲁弱,鲁不得不从。吴伐楚灭越,侵凌中原诸国,此与猛虎毁坏庄田,捕食牛羊,伤害男女何异?吴虽强大,岂能胜过百兽之王吗?虎不知礼,恣意横行,为害甚广,最后群起而攻之。终成鼎镬中之佳肴。吴不以礼待诸侯,侵弱暴寡,肆无忌惮,结怨甚多。如今又侵凌鲁国,鲁乃周公封地,文明礼仪之邦,与齐为甥舅,与卫系兄弟。卫与强晋比邻,亲若手足。鲁、卫、齐、晋、楚、越以及为吴所害之诸国联合起来,犹如数百名猎手进山,虎再猛,岂能免于死亡?吴险如履冰,危若累卵,故赐特着丧服提前来吊,以尽故友之意。
  孺生话已叙完,请太宰割舌平怒。”
  “万望先生恕嚭鲁莽之罪!”伯嚭为难地说,“先生不愧为天下辩士,外交豪杰,一席话令嚭茅塞顿开。嚭当奏明吴王,改弦更张,以礼待天下诸侯。
  一个人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方针政策,哪里是一席话所能改变得了的,更何况伯嚭是个毫无信义的奸佞小人。但无论如何,子贡这次受聘出使,没有受辱,维护了季康子和鲁国的尊严。
  小小的邾国既是鲁国的附庸,却也依靠吴国,受吴的庇护。夏季的吴鲁鄫邑会谈,鲁国失利,受了凌辱,于是秋季便兴师伐邾,想挽回一点面子,捞回一点损失。哪知这一举动竟又违背了鄫邑会盟的精神,所以第二年三月,吴王应邾君之请,兴师伐鲁。孟懿子对子服景伯说:“吴兵压境,这将如何?”
  景伯对答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吴师既来,即与之战,有何可怕?况且此乃鲁违鄫邑之盟,自致祸患,有何可言?”
  吴师进入鲁国边境的第一天就攻克了东阳,向北挺进,当夜宿在五梧,第二天又驻扎在蚕室。鲁国将士公宾庚、公甲叔子、析朱钽同车与吴军交战,一起被俘,献给吴王。吴王感叹说:“同车能俱死,是国能使人,鲁不可望得也。”
  鲁大夫微虎,在帐前设立一个很高的障碍,从军中挑出七百名身强力壮的士卒,令每人跳三次,凡能跳过一次的,就可中选,最后选了三百名最精良的,组成敢死队,日夜操练,孔子的弟子有若,就是这三百名中的一员。一天夜里,吴王住在泗上,微虎带领敢死队前去偷袭,走到稷门,有人对季康子说:“吴军强大,三百名士卒偷营劫寨,等于自投罗网。此举既无害于吴,又令诸多士卒送死,何不立即停止前进呢?”
  季康子接受了这个人的意见,下令停止前进。微虎征求士兵们的意见,有若挺身而出,第一个表示坚决反对,三百名战友纷纷响应,誓与吴军决一死战。季康子为士卒们誓死报效祖国的精神和慷慨激昂的情绪所感染,立即收回了成命。微虎带领敢死队乘夜色前进,有若设巧计赚开了城门,三百名敢死队员蜂拥而入。连日来,吴军节节取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思想麻痹,毫无戒备,所以鲁国的三百名敢死队员冲入敌营,如虎入狼群,东戮西杀,横冲直撞,只杀得那吴军丢盔弃甲,四处逃窜,溃不成军,因地理不熟而坠入泗水中淹死的,不计其数。
  这一夜,吴王换了三个地方,勉强保住了性命。
  吴王提出与鲁国谈判讲和,订立盟约。鲁哀公与季康子都同意了。子服景伯说:“楚人围宋,宋人易子而食,折骨为炊,尚无城下之盟。今吴为我杀得狼狈不堪,与之订盟,乃遗弃故国也。吴远道而来,将士疲惫,粮草不足,不久当归。
  我应乘胜追击,聚而歼之,何以与之订盟呢?”
  鲁哀公、季康子不接受子服景伯的意见,坚持与吴讲和订盟。景伯无可奈何,只好服从。景伯奉命任谈判的全权代表,来到莱门。这次谈判的气氛与去年在鄫邑不同,吴国不再那么气焰嚣张了,景伯提出的条件他们基本上都接受了,很顺利地签订了盟约,为保盟约的实施,景伯提出自己愿到吴国去做人质,但必须将吴王的儿子姑曹留在鲁国作人质。吴执意不肯,景伯做了让步,最后双方都未留人质。
  这次吴国侵伐鲁国的战争,鲁国以弱胜强,取得了胜利,孔子的弟子子服景伯与有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充当了中流砥柱。
  季康子为了稳固自己在国内外的地位,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齐国刚即位的齐简公。哪知他妹妹在家里与其叔父季鲂侯私通。临出嫁之前才把实情告诉了季康子。季康子害怕了,不敢把妹妹送给齐简公。齐简公少年气盛,自然不肯罢休,便在这一年的夏天兴师伐鲁问罪,夺取了讙、阐两邑。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齐简公还在酝酿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侵鲁战争。
  公元前485年,孔子六十七岁。
  弟子们发现,夫子的情绪近来很不好,沉默,寡言,常常独自一人到郊外的树林里或小溪旁去散步,归来之后,也是独自一人坐在书房内愣愣地出神,有时眼角还隐约挂着闪光的泪滴。他的食欲大减,夜间常辗转反侧,彻夜不眠。他穿起了素色的或缁色的裙裳,似乎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重修饰了。
  背地里弟子们都在议论纷纷,不知夫子近来又在想些什么,莫非是在思念故国?或是在为自己生不逢时,道不能行而抑郁伤感吗?一天,孔子又独处室中,仿佛是在翻阅书简,但却心不在焉。颜回新得了一包名茶,送给夫子品尝,发现这情景,站在夫子身旁呆了半天,然后说:“夫子近来心绪不佳,莫非师母她……”孔子热泪盈眶地抓住颜回的双手,再次重复他那说过多少次的老话:“知丘心者,莫若回也!
  ……”
  孔子含着热泪告诉颜回说,半月前接到噩耗,夫人亓官氏病逝了。他没有声张,忍受着悲痛,默默地将泪水吞到了肚子里。
  按常理说,年近七十的人了,丧偶勿需这样哀伤,但孔子的情形与众不同。夫人的一生太辛苦,太凄清了,她丧失了一个女人应该得到的权利与幸福,自己近二十年流浪在外,即使在国内从政的那些岁月,也无暇顾及妻小,一生夫妻,几夕衾温!况且妻子一生都在为自己的温饱、安危担忧,食不甘味,夜不安寝。抚养子女,操持家务,更是全都落在夫人一个人身上。可是夫人在闭上眼睛,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自己竟不在身边。自己不配做一个丈夫,不配做一个父亲。本来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改变这个混浊的社会现实的事业上,然而世事茫茫,岁月蹉跎,自己竟不为时势所容,更不要说有什么功劳与业绩,这怎么能不使他哀伤呢?……
  经过了充分的准备,齐简公终于在公元前484年春,再次兴师伐鲁,国书、高无平统率五百乘兵车直达齐鲁边境的清地(齐地,今山东省长清县东南)。这时,鲁国首都曲阜草木皆兵,人心惶恐。大权独揽的季康子急忙找来家臣冉求,心惊肉跳地说:“齐师已至清地,必为侵伐鲁国而来,依你之见,该如何防范?”
  冉求满怀信心地说:“齐师来犯,奋力抵御而已,冢宰何必惊慌。”
  “但不知如何抵御?”季康子瞪大了渴求的眼睛盯着冉求。
  冉求胸有成竹地说:“冢宰与孟孙氏、叔孙氏三家,留一家固守都城,两家随国君御驾亲征,至边境上去决一死战,必胜。”
  季康子摇摇头说:“此议难行。”
  冉求略加思索了一会说:“若不然,引狼入室,关门痛打。”
  季康子为难地摊出了两手说:“此事非吾一人所能决也,待吾与孟、叔二氏协商后再议。”
  季康子找到了孟孙氏与叔孙氏商议,两家都不同意。季康子无可奈何,只得又来找冉求,而且愤愤地说:“敌师压境,危及社稷,二氏竟不肯抵抗,居心何在?”
  冉求微笑着说:“孟孙、叔孙两家不肯出兵,情有可原。
  ……”
  “此话怎讲?”季康子余怒未息。
  冉求和颜悦色地说:“鲁之政权,全在冢宰一人。出师御敌,胜则冢宰之功,败则冢宰丧权失国,与二氏无干,二氏何以会心急如焚,历险于刀光剑影之中呢?”
  “难道就这样束手待毙不成?”季康子气冲冲地说。
  冉求说:“二氏可以袖手不问,冢宰却不能不战。齐人代鲁而不能战,冢宰之耻也,将何面列于诸侯?”
  “只我一室,何以抵敌,岂不似以肉投馁虎吗?”季康子哭丧着脸说。
  冉求分析说:“鲁群室之卒,多于齐之兵车数倍。冢宰一室之甲,亦优于齐军,有何患焉?既然二氏不肯与战,国君则不必御驾亲征。请冢宰授军权与求,求将率部面水背城一战,不胜齐军,愿以头颅来见!”
  季康子如释重负似地说:“总管能救肥燃眉之急,实乃忠勇双全之壮士也!待却齐之后,肥当重酬。但不知将军尚有何求?”
  冉求说:“军士任我统率,百姓任我役使,令樊迟为副将。
  只此而已。”
  季康子说:“樊迟年纪尚轻,恐难当此任。”
  冉求说:“樊迟年纪虽轻,然有计谋,有勇力,能唯命是从。”
  季康子说:“一切依将军所言,随我奏请国君。”
  冉求随季康子进宫,季康子上朝面君,冉求在党氏之沟等候。正在这时,孟孺子走来,老远就问:“冉求,闻听你已被季氏任命为将军,将率师御敌,可真有此事吗?”冉求冷冷地笑着说:“君子之远虑,小人何知?”说着,睬也不睬地昂首望着天空,正有一只鸿鹄在蔚蓝色的天空中遨游,飞翔,冉求感慨地长叹一声说:“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孟孺子受到了很大的刺激,面红耳赤地走了过来,继续问话,但冉求却只是仰首望天,一句不答。孟孺子急了,脸涨得由红变紫,质问说:“冉求,你为何见问而不答?”
  冉求又冷冷一笑说:“子之所问,非尔之才力所能及,故不答。”
  孟孺子像挨了一记耳光,满脸火辣辣的疼,说:“你是在嘲笑我不成丈夫吗?”
  冉求说:“子若为丈夫,请将右军,随求而后,共却齐师。
  否则,父母妄生,天地错容,人类不齿也!”
  别小看冉求的这一激将法,还真管用,孟孺子立即回去整顿家甲,组成右军。孟孺子是孟懿子的长子,去年孟懿子死后,他世袭了父职。
  季康子有家甲七千,冉求从中挑选了三百名精兵,大部分是武城人,用为亲兵。经过短暂的训练之后,三百名亲兵一律将刀剑换成了长矛。于此同时,冉求下令组织数以千计的民工,将泗水上流凡有深水的河谷,一律开沟凿渠,将水引入泗水河畔,待命凿通,灌诸谷之水入泗水。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冉求先命老幼守都城,驻扎在南城门。然后让管周父御车,樊迟为副将,率师迎敌,将齐师诱过泗水。五天后,孟孺子的右军由颜羽御车,邴洩为副将也赶来了。
  孟孺子年少气盛,加以受了冉求的刺激与羞辱,争着先与齐军交锋,以呈威风。但一交战,便大败而逃。
  冉求的左军将士,思想也并不统一。有一公叔务人,出城时流着眼泪对守城人说:“鲁之徭役繁重,赋税多于牛毛,国君无良谋,群臣不尽力,民不聊生,何以能战而胜之?”公叔务人的思想有相当的代表性,表明了一部分将士无取胜的信心。冉求左军的阵前有一条很宽的大沟,沟中有水。鲁军与齐军以沟为界,隔沟对峙。
  一天,冉求欲发起总攻,下令将士涉过沟去,与敌人厮杀。陈瓘、陈庄首先率部涉过沟去,与齐军相拼。孟之侧继后,马行到水中,抽箭打马说:“马不前也。”
  林不狃也犹豫徘徊,不肯径直前进。他的队伍中有战士说:“你迟迟不前,莫非欲逃吗?”
  林不狃说:“吾不如何人?为何要逃呢?”
  战士问:“既如此,为何不肯勇往直前呢?”
  林不狃说:“阻止恶战,足以为贤,故皆无战志。”樊迟见到这种情形,对冉求说:“将士不逾沟,非不能也,为不信汝也。我等需身先士卒,取信于将士,以得军心。”
  冉求对全军将士说:“凡不欲战者,限三刻时间,放下军械,脱下戎装,尽请归家,然非鲁人也!限三刻时间,逾越此沟。既不归家,又不与战者,处以军法!”
  冉求说完,令管周父挥鞭策马,率先蹚过沟渠,杀入敌群。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全军将士,以雷霆万钧之势横越彼岸,与齐军交锋。冉求下令三百名亲兵,只砍齐军车乘的马腿,迫使其下车应战。自己也抛弃车乘,与齐军肉搏厮杀。三百名精兵以长矛对齐军的刀剑,齐军不等靠身,便被削掉了脑袋,犹如削瓜摘果一般。齐军望而生畏,丢盔弃甲而逃,溃不成军,相互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齐国统帅国书见状忙鸣金收兵,欲班师回国。可是,泗水滔滔,挡住了去路,欲泅不能,欲渡无船。有习水性的士卒纷纷跳下水去逃命,无奈水势汹涌,多被吞噬——齐师势将全军覆没。
  冉求、樊迟早已抛掉了车乘,正在挥舞长戈指挥将士们掩杀,高呼:“全军将士,泗水暴涨,齐军败无归路,已成瓮中之鳖矣!我等背后即为国都,如若败退,则无国无家矣!”
  冉求这一呼喊,这一动员,将士们厮杀得更加勇猛,誓欲瓮中捉鳖!……
  正在这时,季康子驱车驾临,视察战果,问冉求说:“闻听冉将军旗开得胜,吾特来祝贺,但不知我军伤亡若何?”
  冉求急匆匆地回答说:“战斗尚未结束,无法统计确数,估计将不及齐军伤亡之十一。”
  正说话间,一位探子来报:“齐军弄到十余只舟船,正欲乘夜色渡泗水逃遁。”
  冉求下令说:“封锁渡口,不得放走一个!”
  季康子忙伸手制止说:“且慢!”然后转过身来对冉求说:“兵书云,困兽犹斗,穷寇莫追。今番冉将军已给齐军致命之一击,总算教训了强齐,对鲁不可妄为,就放其一条生路吧。”
  冉求说:“启禀冢宰,齐军元气大伤,聚而歼之,如探囊取物,为何要放虎归山呢?”
  “你只看齐军元气大伤,却不见我军伤亡几何!”季康子严肃地说,“放虎归山,只是外患;损伤我家甲兵卒,却要受孟、叔二氏挟持,将遗害无穷呀!……”
  这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国难当头,季康子仍念念不忘“我之家甲”,不忘争权夺利。冉求抬起头来,以鄙视的目光注视着季康子,看着他那粗短短,矮胖胖的形象。各国的政权都落在这些大腹便便的权贵们手里,天下还有复兴之日吗?难怪痴情而固执的夫子到处碰壁,他真为夫子鸣不平!夫子满腹经纶,但手中却无起码的权柄。而这些胆小如鼠,脑满肠肥的庸碌之辈,却主宰着天下的命运,这难道是公平的吗?他紧握双拳,默默地捶胸顿足,问大地,问苍天,然而大地沉沉无语,苍天茫茫不言……
  季康子毕竟是鲁国的冢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是鲁国政权的实际操纵者,而自己却只不过是冢宰府的一名家臣,虽然满怀雄心壮志,很想利用这一有利的条件来实现老师追求了一生的理想,但季康子却迫使他下令停止追击,迫使他下令班师,他只好服从。
  鲁国再次以弱胜强,取得了胜利,孔子的弟子冉求与樊迟又充当了中流砥柱,成了鲁国的两位英雄。凯旋之日,鲁哀公郊迎至十里长亭,人民倾城倾国出动,欢声雷动,灯火辉煌,鲁哀公举行盛大的国宴为冉求、樊迟庆功。在鲁国的历史上,只有十六年前孔子夹谷会盟取胜归来时才这样欢庆过,这样热闹过,这样排场过。
  冉求改革作战武器,令三百名精兵换刀剑为长矛,是这次战役取胜的重要措施之一。孔子曾赞扬说:“求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真义勇也。”
  席间,季康子笑容可掬地频频敬酒,说道:“孔门无将才,你的战术难道是无师而自通的吗?”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要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内,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共广东省委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

  实际上,在广大农村,特别是在老解放区,当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刚刚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就开始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一九五0年,全国农村有互助组二百七十二万四千多个,参加农户一千一百三十一万三千多户。到一九五一年,互助组发展到四百六十七万五千多个,参加农户有二千一百万户,增加了将近一倍。农业生产合作社也从一九五0年的十九个,增加到一九五一年的一百三十个。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4页。)

  引起毛泽东特别的注意。广东的文件,提出目前农村中值得重视的五个问题:第一,有些地方,出现了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苗头;第二,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第三,全党必须重视搞好分配工作;第四,公社一级必须建立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纪律;第五,全党要树立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立即印发正在广东从化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周恩来等人。然后又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建议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一次,以中央名义转发。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批示建议,今年春季,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开一次四级或者五级或者六级的干部会议,像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开的那样,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五个问题。①

  正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毛泽东对农村中正在兴起的互助合作事业给予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他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探索,实际上从这时就开始了。

  广东提出的五个问题,都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运动以来发生的问题,现在重新出现。其中对毛泽东触动最大的,可能是为急于过渡而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这些问题又跟干部作风密不可分。对急于过渡,广东提出了种种限制,诸如:规定当前的问题不是急于过渡,而是积极创造过渡条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公社试点,必须严格控制;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必须在整个公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其比重,决不能削弱大队经济。尽管规定了这些限制,但在强调“反右倾”、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下,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方针又没有改变,可以预料,这些限制是不会有什么实际效力的。在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既要求积极创造过渡条件(即提高社一级经济的比重),又不准一平二调,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一九五一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出现了一场争论。

  广东文件及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省相继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从一些省报来的情况看,跟广东大致相同。突出的问题是两个,一为重刮“共产风”,一为干部作风中的虚报浮夸,贪污浪费。当毛泽东看到反映这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报告时,十分愤怒。三月下旬,他在批转山东省的一个情况简报时,以极严厉的口气为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其中说:“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毛泽东写到这里,觉得说得很凶,笔锋又一转:“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②

  争论是由中共山西省委的一份报告引起的。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提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里所说的增强新的因素,是指在互助组织内部增加公共积累和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报告认为,这些因素“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3、354页。)报告中所说的“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主要是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三月三日,毛泽东看到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十分欣喜,立即转发各地。他“希望各省、市、区党委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能迅速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写一个报告给我们,同时通知你们的下级一体知晓和遵行。”③技术革命,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提出来的。他对这个革命运动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把它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赶超世界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的重要途径,寄予很高的希望。在三月三日至二十五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连续批转了四份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的报告。他在批语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④“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⑤他要求“在一九六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⑥

  山西省委的报告送到华北局和中央。刘少奇和华北局不同意报告中的观点。五月四日,华北局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复中写道:“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1页。)五月七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也批评了山西省委提出要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他认为,用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②(②《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l页。)六月三日,刘少奇在同薄一波、刘澜涛、陶鲁笳等人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③(③转引自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41、142页。)七月三日,刘少奇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0页。)

  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对于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无疑起着重大作用。但在“大跃进”、“反右倾”的指导思想下,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后来发展成为“四化”,即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却助长了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出现了拼设备、“左”倾蛮干的情况。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尽管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总体来说,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当时,刘少奇等的想法是,先让农村个体经济再发展一段时间,富农也让他发展,这样有利于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等到国家工业化建设能提供大批农业机器的时候,可以依靠政权力量,下个命令剥夺它,一举实现集体化。同年七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耦斋,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报告说:“农业集体化要经过一个大的运动来达到,而不是零散地、慢慢地建立,十几年后,就发动一个运动,经过两三年搞起来。”“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②(②《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17、218页)

  贵州省委二月二十四日有一个报告,是关于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个报告说,贵州全省现有食堂十三万多个,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食堂。这些食堂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其实,贵州的报告并不真实,毛泽东却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在批语里给予很高的评价,要求各地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他写道:“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⑦这个以近乎命令式的口吻写出的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地纷纷仿效。在毛泽东批转贵州文件的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省的电话汇报,整理出一份关于各地整顿和积极发展公共食堂的材料。另外,河南省委三月五日报来的一个材料说,河南全省有农村公共食堂近三十三万六千个,在公共食堂就餐人数占到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其中办得最好的一类食堂占百分之六十六,二类食堂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二,三类就只占百分之二点八。毛泽东对这些书面的东西,深信不疑,立即以中央名义转发各地,在批语里大加称赞:这两个材料“都好,使人看了高兴”。“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⑧

  刘少奇的这种意见,当时在党内有着相当的代表性。这种认识,同对于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总体设想是相联系的。当时的设想就是,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先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到条件成熟了的时候(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国家工业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再采取严重步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

  一九六0年,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但是这一年的卫生工作做得不错,还出现了一些环境卫生搞得很好的城市和街道。这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的贯彻执行有直接关系。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件。一般说来,像这种内容的文件,很容易写得比较枯燥。毛泽东起草的这一篇却不是,写得很神气,很生动,很有思想,一看就是毛泽东的文风,毛泽东的工作作风。指示说: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即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⑨这个一千二百字的文件,像一篇散文,读来朗朗上口。关于写这个指示,毛泽东讲了一段故事:“这个除四害,我替中央写了一个东西。原来中央那个批语不动人,就是那么两句,怎么能够动员呢?凡是办一件事,你不大吹大擂,有声有色,讲得神乎其神,谁听呀!所以,补充了一个指示。”⑩

  毛泽东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明确表示不赞成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而赞成山西省委的报告。他找刘少奇和主持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把自己的态度告诉他们。还要有关同志准备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

  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3日。

  对这次谈话的内容,薄一波有一个回忆:“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9r7、198页。)

  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3日。

  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就此结束。在面对缺乏经验的新问题的情况下,党内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争论中涉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第一,能不能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由个体农业向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第二,能不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国家还不能提供大量农业机械的条件下,根据农民自愿原则,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合作化。当时及以后的实践证明,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的适当形式。在中国,即使没有大量农业机械,但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组织劳动力,能够合理利用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改良品种,采用新技术等许多单干农民难以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在互助合作运动初期,全国创办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提高了农业产量,改善了农民生活,起了示范的作用,为进一步发展互助合作事业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事实。

  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状况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3日。

  长期以来,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模式给人们以深刻的影响。这种模式,就是先搞机械化,后搞集体化;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消灭富农经济,一举实现全盘集体化。如今,毛泽东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突破了苏联的模式,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走出一个新的路子。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报告》和《经济消息》刊载的《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一文的批语,手稿,1963年3月16日。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群众实践中来的,是从中国互助合作运动长期积累起来的实际经验中得来的,同时又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说明。

  ⑤毛泽东为转发聂荣臻关于广州、重庆两市技术革命运动情况报告所写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5日。

  早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于会议上就曾指出:经过土地革命,打破封建剥削关系,这“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①(①当时所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泛指农民的互助组织,而不是后来那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②(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70、71页。)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2日。

  在全国范围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毛泽东所要推动的,正是这种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制度上的第二次革命。

  ⑦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4日。

  在中国农村,最后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农业集体化,在这个根本目标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是一致的。但在发展步骤的指导思想上,建国初期他们之间又有所不同。毛泽东对土改后农村中出现的阶级分化十分关切,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力求避免这种趋势的发展。他认为,经过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生产,但那是一个痛苦的而且很长的过程。而经过互助组、初级社这些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不但是发展生产的需要,而且也是实现集体化的必由之路。

  ⑧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15日。

  一九五一年九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之后,形成《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这次决议草案,十月发过一次,后经修改,十二月又正式发出。

  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手稿,1960年3月16日。

  毛泽东直接主持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文件写好后,他让具体负责起草工作的陈伯达向熟悉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征求意见。赵树理看了以后说,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从这个意见中受到启发。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我们既要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要有互助组和单干户。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

  ⑩毛泽东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3月24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议草案全面分析和肯定了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产生的两个生产积极性。决议草案开宗明义,第一段就是这样写的:“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关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决议草案指出:“解放后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党充分地了解了农民这种小私有者的特点,并指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条件,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还是大量存在的。”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一份报告上,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题为《关于反华问题》。大使馆的报告说,中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展馆受到巴基斯坦人民的热烈欢迎,参观的人非常踊跃。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从各种不同角度称颂我馆,只有极个别坏分子说了些坏话。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后一种情形,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毛泽东指出:“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①

  但是决议草案的重点,放在积极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方面。它强调:“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毛泽东写的这些话,是他早想说而没有说的,一直压在心里。他说过:“我们在东巴基斯坦开了个展览会,群众那么热烈。因此,我就灵机一动,写文章一篇。这是反华以来,主要是去年十月赫鲁晓夫跟我们当面谈话,到三月二十五日在天津开会,积了好久了。要说透一篇道理,要有个形成时间,巴基斯坦这个群众运动影响了我。”②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反华的人,不仅指帝国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人,也包括赫鲁晓夫,就是批语中所说的“半修正主义分子”。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一直发到人民公社一级党委,在当时国际上出现一股反华浪潮的情况下,对于帮助全党干部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增强信心,起了很大作用。

  决议草案总结各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提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大体上有三种主要形式,即临时性、季节性的简单的劳动互助,常年的互助组,以土地人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并规定了党在不同地区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不同的方针。总的精神是,“根据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

  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和指示,都是党的指导性文件,在实际工作中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着重要影响。

  决议草案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互助合作运动,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的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另一种倾向是采取急躁的态度,不顾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必须的条件,过早地、不适宜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私有财产,或者企图对于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者企图很快地举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认为现在可以一蹴而在农村中完全到达社会主义。这些是‘左’倾的错误的思想。”

  三月九日,《毛选》审读工作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列经衡阳、株州、金华、杭州、上海、南京、徐州、济南,于三月二十三日到达天津,历时十五天。沿途与当地的省、市委负责人和一些地委负责人谈话,还开了几次会。

  决议草案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用什么作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好坏的标准。它是这样说的:“示范是在多方面的,但一切事情需要能够真正做到提高生产率,达到多产粮食或其他作物,增加收入这样的目的。只有在多产粮食增加收入这样的

  毛泽东在天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称天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王鹤寿、彭涛、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陈伯达、胡绳、吴冷西;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欧阳钦、黄火青、吴德、乌兰夫、林铁、陶鲁笳、万晓塘、张仲良、吴芝圃、王任重。

  号召下,才可能动员农民组织起来。也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才是真正为农民服务,而为群众所欢迎,因而可能巩固下来,并影响四周围的农民逐步地组织起来。因此,提高生产率,比单干要多产粮食或多产其他作物,增加一般成员的收入,这是检查任何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好坏的标准。”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510一517页。)

  天津会议只开了两天,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十七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说:这次要谈的就是一路谈的那些问题。在广东跟一些同志,有中央同志、中南五省的同志,谈了几个钟头,主要谈广东那个问题。然后,到湖南谈了两次,到江西谈了一次,到浙江开了三天会,有华东六省一市的同志,加上西南的李井泉,这一吹,就吹出十几个问题来了。

  决议草案还强调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必须绝对遵守自愿和互利的原则。

  (一)四化问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十二月十四日,王震关于新疆军区生产会议内容及明年生产计划问题,给毛泽东并习仲勋、张宗逊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出,计划派军队党员干部帮助当地农民组织十个集体农庄。毛泽东甚为高兴,十七日致电王震,说:“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十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房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作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19页。)

  (二)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中央已发了指示,企图在今年这一年搞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在食堂吃饭。

  毛泽东在修改决议草案中加写关于集体农庄的话是:“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③(③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12月。)

  (三)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我在郑州会议的时候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刮“共产风”要挡一挡,城市暂时压一压。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经验,大体反映了毛泽东这段时间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这个决议草案的基础上,全党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问题,取得了共同认识。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这个决议草案的通知,要求将它印发到县委和区委,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强调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四)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问县委,自己就平、调。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

  决议草案的广泛传达,推动了全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到一九五二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老解放区占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新解放区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全国还成立了四千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创办了几十个高级社(当时称集体农庄)。这年的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粮食总产达到三千二百多亿斤,比上年增产四百亿斤。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4页。)

  (五)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十二个字③是一个农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业布局,有计划地进行。这是农业,还有林、牧、副、渔。种植业同畜牧业要并重。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在毛泽东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中共中央将这个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三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六)工业问题。主要是煤、铁。有煤有铁才有钢,有钢才有机器,有机器才有别的。这个问题,要讨论讨论。现在有点冷水洗的味道,小土群、小洋群不多了。凡有煤、铁资源的地方都要搞一点。

  发表前,毛泽东对决议又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一方面放宽了对试办高级社的条件限制,将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需要“有机器条件”,改为“有适当经济条件”。这就是说,办高级社并不是非有农业机器不可。另一方面,强调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中间,必须十分注意对单干农民的政策问题。他加写了一段话:“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方面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七)小土铁路、小洋铁路问题。这个问题极端严重。把工业布局搞出来,有煤有铁,就可以搞地方铁路。

  另一个重要补充,是进一步强调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①(①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时加写的话,手稿,1953年3月24日。)这个重要补充,是针对当时,也就是一九五三年春决议准备正式公布的时候,在相当多的一些地方党政领导过多地干涉农民,因而严重脱离群众这一突出情况而写的。

  (八)工业交通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越来越认为,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日益发展的需求,为了带动和影响其他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必须加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向着更广、更高的阶段发展。

  (九)教育问题。地方要抓教育,办自己的学校,要办得多,中央只要那么一点,让地方去大搞。

  从一九五三年秋季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农业战线采取了互相联系、互为促进的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断绝农村经济同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为把农村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创造必要的经济环境;一是制定第二个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为提高农业合作化运动程度确定指导方针。

  (十)农业纲要四十条提前完成的问题。究竟可以提前几年完成?主要是“四、五、八”粮食指标。

  粮食统购统销决策的出台,是由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粮食供销全面紧张引起的。这一重大举措,被称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第二大战役”。①(①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63页。“第一大战役’’是指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它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于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几亿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安定,起了重大作用。

  (十一)除四害。最近一两年,除四害,除麻雀之外比较放松了。麻雀遭殃,现在我建议把麻雀恢复党籍,拿臭虫代替。④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前,粮食市场还是自由市场。农民上缴了农业税后,粮食就可以自由上市。经营粮食的,除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还有私人粮商,后者经营的商品量约占上市总量的三分之一。遇到灾年,或是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粮食时,这部分粮商便同国家争夺粮源,哄抬粮价,带动整个物价上涨,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粮食供销全面告急,收进的少,销售的多,京、津等地粮价上涨,与此有很大关系。

  (十二)三反问题。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已经六七年没有反了,现在大发作。

  当时的形势相当严峻。据粮食部的报告,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收入粮食五百四十七亿斤,支出五百八十七亿斤,收支相抵,出现四十亿斤赤字。各大城市的粮食库存迅速减少。东北等主要粮食产地在这一年又受水灾,预计减产七十亿斤,对严峻的粮食供销形势无异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经济波动,人心不稳,对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形成严重威胁。如果不及时制止,势必极大地妨碍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步骤的实施。

  (十三)回避问题。不做本地的官。不是全部回避。应该相信多数同志是好的,无论是社一级,队一级,小队一级。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请他回避一下。

  毛泽东立即要中财委拿出具体解决办法。

  (十四)外宾参观,一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讨论,请同志们注意。

  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议室里,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正在就一项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决议。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分析研究后,就改变粮食现行的购销办法向毛泽东作汇报,建议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要陈云代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

  (十五)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

  十月二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陈云作报告,全面分析了全国粮食的严峻形势,指出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导致物价全面波动,这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只利于富农和投机商人。他说,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陈云提出,根据现在的情况,处理这些关系的基本办法就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①(①“定量配给”的提法,根据粮食部部长章乃器的建议改为“计划供应”,相应地将“粮食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统销”。),严格管理私商,以及调整内部关系。至于在农村实行征购,这是陈云从八种处理办法中经过慎重比较后选择出来的。下这个决心很不容易。陈云后来曾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有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②(②陈云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10月10日。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08页。)

  (十六)反华问题。有一个文件,请你们斟酌。其实是大拥华,小反华。

  毛泽东作会议结论,赞成陈云的报告。他着重地分析了农民和农村的现状。他说:“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

  (十七)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论辩证法的宇宙观?

  “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5页。)后面这一翼,如果没有粮食征购这一项,就不完全。他委托邓小平到全国粮食会议上讲话,嘱咐他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去讲。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74、275页。)

  毛泽东说,他在浙江只讲了十五个问题,这次又加了反华、主要矛盾两个问题,共十七个问题。⑤

  毛泽东把粮食统购统销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丰富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他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仅仅看作一项解决当前粮食供求困难的应急措施,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改造个体农业不可缺少的环节。他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可以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又有利于粮食统购工作的进行。国家同几十万、上百万个生产合作社打交道,比起同一亿多个体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和便利得多。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十七个问题。下午,邓小平汇报讨论情况,毛泽东和大家一起议论。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粮食统购统销从十二月初开始,结合农村正在进行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在全国范围内(除个别地区)普遍地实行了。随后,又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一九五四年又实行了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

  汇报到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时,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虽然一平二调和盖礼堂之类并不是很多,但是跃跃欲试的不少。他说:“敢想、敢说、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相对立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没有范围了,那就是绝对的了,就不是辩证的了。”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后,出了很多乱子。为此,他曾提出,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学也破除了。而对于“敢想、敢说、敢做”这个口号,从总体上作出这样的限制,在“敢”与“不敢”之间划了界限,还是第一次。

  粮食统购统销决策定下来以后,毛泽东对下一阶段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作出部署。

  在汇报到农业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些地方不能搞粮。比如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他们那个通山县,本来只有小部分地方种粮食,大部分地方的主业是林业,但是因为搞粮食成风,林业就不搞了,统统去搞粮食了。有些地方是搞渔业的,鱼也不打了,就搞粮食了,结果城里人没有鱼吃。这就破坏了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今年我们就要鉴于那个情况,不要搞得天下大乱。”

  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省委以上领导机关建立农村工作部的决定,规定农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③(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10页。)这是毛泽东为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组织方面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汇报工业问题,讲到一九六0年钢材分配情况时,毛泽东看到地方分到的数量很少,不由地感叹起来:“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可怜。为什么人家轻视我们呢?你看,就这么一点。”毛泽东把发展钢铁的希望相当地寄托在小洋群上,他对地方的负责人说:“你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分期分批搞小洋群,你们不向中央伸手,中央不向你们伸手,搞了就是你们的,不然就没有出路,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可怜得很,中央虽然多分一点,也只有这么多,很少。”毛泽东希望中国能够多搞一点钢铁的紧迫心情,总是不时地要流露出来。

  毛泽东亲自点将,指定对农村工作有丰富经验的邓子恢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邓小平汇报时,提出一个托拉斯的问题,说:“中央说了,今天也说了,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邓小平接着说:“在三年规划里面初步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全国搞大大小小各种各色的托拉斯。这是个改组,恐怕快一点搞有利。”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

  一九五三年一月初,邓子恢离开武汉到达北京。一月十七日,他和杜润生①(①杜润生是同邓子恢一起从中共中央中南局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的,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起去向毛泽东报到。晚上七时,毛泽东在住地接见了他们。

  关于反华问题,邓小平汇报说:“大家完全赞成主席这个文件,毫无意见,大家都很高兴。”毛泽东说:“这是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像张平化这样的同志就跟我讲,很担心,很想不通,后来才想通了。现在我写的这个东西⑥,归结到自己的团结,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对整个客观世界要有个分析,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就是那样一件事。”

  毛泽东说:关于农村工作,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即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其中正式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村工作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还说: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来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调你来作农村“统帅”。②(②杜润生《忆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见《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376页。)另据邓子恢说,他刚调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就告诉他: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长些时间内,完成农业社会化,配合国家工业化,实现农业集体化,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农庄。完成这个任务,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现在就应开始。③(③《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52、453页。)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上午没有讨论。汇报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谈起这个问题,说:“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最后他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十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⑦

  这年十月,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向全国公布,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具体研究大力推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和部署。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毛泽东自从一九五七年冬提出不同于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后,由于集中精力发动“大跃进”以及随后而来的纠“左”工作,基本没有怎么强调。庐山会议出现了那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以后,促使毛泽东又重提这个问题。

  当时,邓子恢正在外地视察工作。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十月十五日,毛泽东找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他说:

  以上十七个问题,包括毛泽东这段时间写的批语和指示,是毛泽东在一月上海会议以后,从阅读各地各部门的报告中,从与地方负责人的谈话中,根据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集中大家意见而形成的,反映这一个时期他对全国工作的总体部署和指导思想。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天津会议基本上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路线,但与一九五八年时有所不同,比如,反对一平二调,反对刮“共产风”;提出不要破坏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发展小洋群炼钢铁,必须在有煤、铁资源的地方;不要把“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绝对化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有从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中后退的地方,比如,要求城乡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此外,还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像在工业中试办托拉斯,资源综合利用问题,农业综合发展问题等。总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为了把中国早日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地探索。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

  天津会议期间,还谈到要加快准备纪念列宁诞辰的反修文章。这个事情是在一月上海会议上提出来的。后来中共中央决定,要隆重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利用这个机会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了的问题等等,进行阐述,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会后,加快了文章的起草工作。共三篇文章,一篇是《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由陈伯达主持起草。这篇文章偏重于理论上的阐述,说明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要坚持列宁的革命学说。一篇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由胡乔木主持起草。这篇文章着重分析当前形势,重点放在揭露美帝国主义,说明为了维护和平,首先要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一篇是陆定一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由陆定一主持起草。这个报告着重讲列宁的革命精神,突出地阐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章的起草工作,亲自审阅《列宁主义万岁》,并提出修改意见。据吴冷西回忆,在文章起草过程中,毛泽东讲过这样一些意见:要充分说理,对我们要跟他辩论的人要区别对待,而且要留有余地。特别是对好心、善意的人,或者思想方法上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还是把他看成是我们的朋友,这样来同他说理。集中批驳的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对苏联人的观点,不要直接引用,特别是不要引用赫鲁晓夫本人的讲话。苏共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它。但是我们这么批评,可能促使他们也考虑考虑自己讲的对不对,可以起抑制的作用。⑧

  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只要合

  三篇文章就是按照这些要求写的,在邓小平主持下,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分别在四月二十日《红旗》杂志,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

  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

  三篇文章虽然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但在实际上,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分歧已公开化。后来,毛泽东对三篇文章作过这样的评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来,我们在国际问题上没有写什么纲领性的文章,这一次写了三篇,跟他唱对台戏嘛。”⑨

  (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

  天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⑩。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九六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确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煤炭四亿二千五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粮食五千九百四十亿斤,增长百分之十左右;棉花五千三百万担,增长百分之十左右。这个计划,对年初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些指标已经压缩了一些,但由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仍然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

  兵,多多益善’。”

  ①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手稿,1960年3月22日。

  “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

  ②毛泽东同谭震林、杨尚昆、廖鲁言、刘子厚、万晓塘的谈话记录,1960年4月30日。

  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③十二个字,即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1960年3月16日)中指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

  ⑤天津会议记录,1960年3月24日。

  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⑥指毛泽东1960年3月22日写的《关于反华问题》一文。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

  ⑦天津会议记录,1960年3月25日。

  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

  ⑧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61页。

  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

  ⑨毛泽东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们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6日。

  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

  ⑩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在北京举行。

  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

  毛泽东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

  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

  四月二十八日凌晨,登上专列,离北京南下,又开始了一次长时间的外出视察工作。这次陪他外出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

  第一站是天津。四月三十日,在专列上同正在这里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谭震林、廖鲁言,河北省和天津市的负责人刘子厚、万晓塘谈话。

  头落空。”

  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形势问题,特别是国内形势。一上来就问大家:“国内国际比较一月上海会议时的形势是不是好一点?”谭震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好得多。”毛泽东问:“怎么好得多?”谭震林答:“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化’①,威力相当大。看起来,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他们这里(指河北省。――引者注)的大名县也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毛泽东说:“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清楚。”谭震林说:“现在我们发现县委手上掌握的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毛泽东说:“这都是好事,虽然瞒着省委。”毛泽东对河南省粮食统销的面那么大(全省差不多每个人都统销)表示怀疑,不相信。谭震林说:“这说明他们手里有粮食,没有粮食他不会那么干的。所以,实际吃的,并不是他们报的什么八两、九两、十一两、十二两。”毛泽东松了一口气,感到很大安慰,说:“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点。”其实,当时河南有些地方(最突出的是信阳地区),已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但是毛泽东却听不到,并不知道;连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也了解不到真实情况。

  “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

  毛泽东又问:“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廖鲁言说:“今年大概六千亿斤。”毛泽东:“保收多少呢?”廖鲁言:“保收六千亿斤。”②毛泽东:“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六千亿了?”谭震林:“超过。”廖鲁言:“今年多了一亿五千万亩的播种面积是肯定有的,可能搞到两亿。”谭震林和廖鲁言汇报这些数字,不是他们在那里信口开河,而是有依据的,那就是由各地层层浮夸报上来的。从一九五八年冬天起,反了几个月的浮夸风,庐山会议后又重新刮起来了。

  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

  毛泽东十分关切地询问气候和水利建设情况,因为西北、华北几个省,以及河南、山东连续遭受严重干旱。他提出,水利建设要搞十个冬春,而不是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定的搞三个冬春。他说:“索性搞长一点,放长线,钓大鱼。”

  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

  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毛泽东说: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你不懂嘛。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

  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

  最后,毛泽东问谭震林,三反③问题你们的会议议了没有?谭震林说,议了,有一个稿子,还得修改,你要看这个稿子,现在可以给你。毛泽东说,给我一份,正式的你们再到北京去研究,因为我关心这个事,各省又都在搞。毛泽东希望这个三反指示能在五月上旬发出去。④他说,教育方面也要发一个指示,现在学生睡眠太少。一个反对贪污浪费问题,一个睡觉同休息的问题,要下个死命令,不准不作,不然要受处罚。⑤

  “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歇息了一会儿,参观了一个尖端技术产品展览。第二天是五月一日,毛泽东在天津中心广场出席了“五一”庆祝大会,看了文艺表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之外过“五一”节。随后,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会。下午五时,在杨尚昆的陪同下,登上专列,五月二日清晨到达济南。

  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

  济南是第二站。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同山东省负责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飞等人谈话。因为山东遭受了严重干旱,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山东的旱情。舒同说,全省受旱面积九千万亩,严重的三千万亩。毛泽东要他们好好搞水利,要作十年的计划,而不是三个冬春的问题。他提出南水北调的问题,又提出海水淡化的设想。毛泽东问,今年会不会闹春荒。舒同说:“有些问题,现在正在抓这件事。有一部分县的领导,马马虎虎,看来是有问题,他们却说没有问题;有些县,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现在暴露出了问题;有个地区还搞了瞒产私分。”毛泽东一听“瞒产私分”,立即作出反应,说:“哪个要反瞒产私分?是地委,还是县委,还是公社党委。现在那些人还在那里办事吗?这种书记就不要让他当了,要他吃饭完了。”毛泽东知道山东粮食困难,就问舒同:“是不是要中央调点粮食给你们呢?”舒同说:“中央答应一亿。我们今年调出去三亿五。”毛泽东殷切地希望山东把困难局面扭转过来,说:“你们搞三年,转过这个弯来。河北省转过来了。”毛泽东又问:“今年的麦子比去年是不是多一点?”舒同说:“今年的麦子原来一百四十亿斤是有把握的。现在全省大旱,多则一百亿,少则九十几亿,去年是八十亿。”毛泽东说:“是呀,世界上的事情,天有不测风云呀。也许这两三天就下雨了。”舒同说:“那就好了。还有希望。”⑥

  “华北现有六千个合作社,翻一番——摊派,翻两

  毛泽东在济南住了三四天,同舒同谈了三次话,还参观了尖端技术产品展览。

  番——商量。……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

  五月六日,毛泽东到达第三站——郑州。四五月间,正是冬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毛泽东一路上在行进的专列里,不时地向窗外眺望,观看田里的麦子生长情况。当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史向生、赵文甫登上专列时,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火车上,在郑州附近看了你们的麦子很好,差不多一人高,有水浇没有?”杨蔚屏回答:“有的有水,是城里的污水和黄河水。偃师是全省第一,麦田管理得好。”毛泽东问:“单位产量呢?”杨答:“有一个丰产单位,去年搞到八百多斤。”毛泽东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杨蔚屏说的是“一个丰产单位”而不是全县,接着问:“有那么多没有?”杨答:“他那里好。”毛泽东这个提问,与其说有表示怀疑之意,不如说是要订实一下这个令他高兴的单产数字。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河南的旱情。吴芝圃说:“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形跟光绪三年连旱三年的情形一样。光绪三年河南大旱,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最怕夏旱、秋旱。不过今年的麦子还算不错。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搞基本建设公用粮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其实,大量出现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显然不是因为搞基本建设和抗旱多用了粮食而造成的,主要原因还是“五风”泛滥,征购了过头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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