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张相智笑谈夺兵权

第七章
 
 张爱玲背靠着墙坐在炕上,冷眼看着下人把屋子里堆放的东西都搬走,大约是防她再得手任何东西砸毁玻璃或帮助逃亡。老管家指挥着下人,张爱玲看着他,老管家避开眼神,继续催促下人。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一化三改”。它的基础,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宣传提纲指出:“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①(①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12月。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1页。)

  十月初九,年羹尧带着他的扈从回到了北京。

  女仆清扫着地上的玻璃碎片可能是防她自杀,门口站着两个有的根本没事干,是专门盯着她,怕她趁乱逃走。张爱玲瞄着每一个人,判断他们的意图。

  毛泽东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一方面,他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②(②毛泽东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1953年lO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f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1页。),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转变为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他其实并不想回来,九爷和他商量的事情,还没有一点眉目,他怎么能半途而废呢?所以,他想尽了办法,一再拖延着。先是奏请皇上要“稍延几日”,说他要在西宁处理大军越冬事宜。皇上立刻发了谕旨说,“召尔进京,即为大军越冬之事有所筹措”,年羹尧想不通,这是应该在西宁办的事情,为什么要我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去呢?他又换了个理由,说自己病了,请求宽限几日再上路。雍正一见这奏报笑了,好嘛,想装病,那好办。他马上下令,让太医院派出十名御医,星夜兼程地赶到西宁,“给年大将军瞧病”。这一手真叫绝,年羹尧就是有再多的藉口,也说不出话来了。甚至可以说,他已无处可躲,也无处可藏,非要立刻回京去见皇上不行了。

  她发现其中有一个女仆偷偷看她一眼,对她有一种同情,她们眼睛一对上,那女仆就避开了,拾着扫把出去。

  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旧中国,在腐朽的反动政权统治下的旧中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只能是一种梦想。“实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资本主义工业化这条路也无法实现。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反动政权,扫清了道路,中国才获得实现工业化的条件。国家工业化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奋斗目标。

  年羹尧并不害怕回京,他有什么可怕的?皇上和他之间,不是一般的关系,那是在多年的交往中凝聚起来的主仆情谊,君臣情谊,是亲人之间的感情啊!不错,最近一段时间来,情形有了变化。有一些胆大包天的人,在皇上面前告了他的状,甚至说他“不是纯臣”。光是这话,也吓不倒年羹尧。是不是纯臣,不能光由别人说了算,自己也有理由辩解。他觉得,只要把话说到明处,该认错的认错,该解释的解释清楚,哪怕天大的事情,也就可烟消云散的。也许还会有人告他和九爷勾结,但这事是要有证据的。他和九爷之间,只是商量过几次,并没有付诸行动,谁又能知道底细?不好说的,只有刘墨林之死这件事。刘墨林在皇上那里深得信任和重用,他刚到西宁就被人不明不白地害死了,身为大将军的年羹尧难辞其咎。至少,你也得向皇上说清楚,刘墨林是怎么死的?刘死后自己采取了哪些办法来缉拿凶手,又为什么没有拿到。年羹尧知道这件事是逃不过去的,但他拿不定主意,是只向皇上认个“保护不周”的错,还是主动地承担一些罪责更好呢?

  张爱玲是倔强的,做出蛮不在乎的神情,她想就算要逃走她也一定要用一个他们想不到的办法。

  早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①(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0、1081页。

  年羹尧迟迟不想动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原因,说白了,他是在等待!至于等什么?他却说不太清。也许是等着看看八爷能不能把十四爷救出来?也许是想看看皇上为什么改变了对自己的态度,好在进京前未雨绸缪。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模模胡胡、蒙蒙胧胧的事,却在可知与未可知之间,让自己心里不踏实。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他不想马上去见皇上!皇上那阴鸷刻薄的性子,那事事计较的挑剔,让年羹尧觉得压抑,觉得心寒!

  墙上原本有两扇窗,一扇被她砸破钉上了木板密不透光,看上去像毁了一只眼的独眼龙。另一扇没有钉上木板的窗成了张爱玲惟一的希望,虽然外面有防盗的铁条护栏,但是起码她可以看得见外面的世界,外面也就可能看见她。

  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②(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0、1081页。)

  不管怎么说,他还不敢抗旨不遵,也还得快马加鞭地赶到北京。而且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一早,就到紫禁城递了牌子,说要请见皇上。凭他的身份和资历,凭他的圣眷之隆,他觉得这只是走个过场的事,皇上会马上停下别的事情,亲切地接见他的。但出乎意料,他第一次碰上了个不大也不小的钉子。太监回来说,皇上正在忙着,让年羹尧先去见见张廷玉。年羹尧只好去找上书房,不料刚走到半路,又被侍卫拦住了。他们说张相不在这里而在军机处,有事你到那里找吧。年羹尧没法,只好再拐到军机处来求见张中堂。更出乎他的意料,他刚来到门口,就又被挡了驾:张相正在见人,请稍候。年羹尧这个气呀,他真想就这样闯进去,看你们敢把我这大将军怎么样!可是,他刚要抬脚,却一眼瞧见这里立着一块铁牌子,牌子上皇上亲笔书写的一行大字赫然在目:“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非奉公允召不得擅入,违者斩”!他愣在那里了,进是不能进了,退吧,面子上又下不来,只好站在风地里干等着。这一等就是半个多时辰,才见里面走出一个人来,却是新任的直隶总督李绂。年羹尧认识他,本想上去说说话。可是,侍卫在一旁催上了:请大将军快点进去,张相忙得很,马上还要进去见驾呢!好嘛,两次进京,上回是满朝文武迎出几十里,皇上亲热得如同自己的家人。这次进京,却看到了这么多的冷眼,受到这么明显的冷遇,他真有点不知所措了。

  她留心到屋角有一捆粗麻绳,这对她来说是相当管用的,她怕下人看见一并拿走。她越害怕就越忍不住要去看它。管家又进来了,张爱玲赶忙把眼睛转向另一面墙壁。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具体化。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同七大时相比,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而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任务已经紧迫地提上议程。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不仅是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而且是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后者比起前者,任务更加艰巨,意义更为深远。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变化,在一系列的会议上,在一些批示中,不断地指出,提醒全党高度重视并采取步骤加以实现的,正是毛泽东。

  张廷玉一见年羹尧走进来,倒是十分亲切:“亮工来了吗?快,到这边来坐。昨天听说你来了,我本来要去看你的。可是,却有人来与我谈事,而且谈得很晚。你看我,也是没有一点自主,每天都在这里与人打擂台。”

  不久,她听见门砰的一声关上,紧接着咔哒一声锁上,是一般家里的钥匙孔锁,又紧跟着铿锵一声,像是一道实心铁的横拴。房子空了,声音回响震荡。张爱玲的心沉落到了底。

  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业化的思想,是从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经验中产生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上的。他同“实业救国”论划清了界限,又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他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给秦邦宪的信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①(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07页。)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还没有获得政权,但他从理论上已十分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机器工业(也就是大工业)为基础。没有大工业,就不能胜利,就要失败,就要灭亡。

  年羹尧并没把这位相臣看在眼里。论官职,俩人都是一品;论爵位,年羹尧着一级,张廷玉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当然不肯行什么礼,甚至进来之后,连看都没有正眼看一下张廷玉。他以几乎是嘲讽的口气说:“是啊,是啊,我知道,你是每天都要和人打擂台的。这不,刚和别人谈完,我就来了。告诉你,我也同样是招人讨厌的呀!”

  她慢慢地转回头来,害怕连最后一丝希望都会落空。绳索果然被拿走了。张爱玲恨得起身直跺脚,她急着四处搜索看看是否有任何可用的东西遗漏下来。空无一物,除了她和这张红木炕。她望着生了青霉的白墙,想起“家徒四壁”这几个字,从出生到现在她从来没有在这样一个空荡荡的屋子里呆过,可怕的冷清。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的愿望,也是毛泽东一生追求的目标。

  张廷玉似乎对他的牢骚并不在意,仍是亲切地说道:“唉,你瞧北京这天气,刚入冬就这么干冷。亮工,你昨天夜里休息得还好吗?”

  突然,她发现一扇像落地长窗一样对开的玻璃门,蒙着厚厚的灰,最初大概是被堆放的东西遮挡,所以没有注意到。她欣喜若狂,奔过去用力拉开那扇落地窗,才发现外面只是一个悬空的小阳台,哪里都不能去。这半楼高的小阳台正对着后院,门房就在眼前,下人每日从这里穿进穿出,门卫此刻就正抬头看着她。她退回空房,抵着门,感到绝望,苦思逃走的计谋。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还不可能立刻着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毛泽东始终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反复思考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具体步骤。他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就是指导经济工作和工业建设的行动纲领。

  年羹尧笑着说:“廷玉,你觉得冷吗?你们北京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敢说,你既然没去过我那里,就没见识过真正的寒冷。现在的西宁,早就埋在雪窝里了。而且从现在一直到明年二月,都是冰天雪地!如今,我们粮食不够,烧柴也不足,叫兵士们怎么过冬呢?别看没有敌人包围,可没吃没烧的也照样能困死人!张相,我请你多替军士们想想,有机会时,也请在皇上面前为我们多说几句好话。”

  张爱玲横了心绝食,打算就这样消极对抗下去。张志沂余怒未消,索性命令何干不再送饭。张爱玲饿了三天,头昏眼花,开始沉不住气,感到十分焦虑。她虚弱地坐在地上,屋子里漆黑一片,月光照进来,墙显得异常清冷惨白,有一种静静的杀机。她意识到自己仿佛在等死,她怕死,她还记得那是自己写在校刊上最怕的事。

  为筹划国家工业化,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就指导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使国家工业化从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

  张廷玉说:“是啊,是啊。我看到了下边送上来的驿报,说今年的雪下得特别大。是吗?”

  桌上放着三天前送来的饭,张爱玲实在耐不住饥饿的折磨,走到桌边把红漆食盒的盖子掀开,一股食物酸腐的味道冲上来。她一反胃就趴到墙角边呕吐,但是胃里根本没有食物,吐出的都是酸水。

  第一个五年计划,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主持制定。毛泽东自始至终地指导着这一工作的进行。他多次主持会议听取和讨论工作汇报,提出指导性意见,仔细审阅一个又•个计划草案。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基本任务等重大问题,都是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确定的。

  “确实不错,雪大得连军粮都运不上去了。”

  死寂的空屋,那远处的炮声现在听来异常的亲切。

  中国的工业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是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起步的。既缺少资金,又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足够的建设人才,对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更完全没有经验。当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全面封锁的条件下,惟一可能取得的帮助是来自苏联。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给了中国以巨大的帮助,五年计划的编制也是在苏联直接帮助下完成的。

  说者无心而听者有意。年羹尧自以为是在这里闲谈,哪知,话刚出口,就被张廷玉抓住了把柄:“是呀,是呀,你说得真对。北京人也吵吵着冷,可哪里知道下边的苦啊,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饱汉不知饿汉饥’了。所以,皇上才想把兵士们调开一些。嗯——汝福进驻平凉;王允吉撤回陕西;魏之跃调防川南。皇上说,这叫做以军就粮。开始时,我还不明白。今天听你这么一说才懂了,皇上真是圣虑周详啊。”

  第四天早上,张爱玲睁开眼,屋子是斜的。她倒在炕上,看见何干送来饭菜,摇着头,正要把馊了的拿走。她看见何干身后的门是开了一道缝隙的,那门缝里透过来的光是多么可爱,她挺起身来就朝那光冲去。她冲出了房间,却忘了自己饿了三天手脚发软,径自倒在门外的路上。

  一九五二年八月,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试编出来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前往苏联,征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意见。

  年羹尧听了大吃一惊,怎么,皇上要借冬季缺粮来调走我的部队吗?这样一来,我这个大将军岂不变成了空架子?他猛然想起,九爷曾经感触很深地对他说:别看你如今圣眷正隆,可是你已经走到尽头了,九爷这话果然不错!历朝历代的君王,哪个不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雍正是个刻薄的皇帝,他更不能不这样。拆散部队,调开主力,这就是个信号,也让自己看清了皇上的阴谋。一阵凉意突然袭上心头,看来,皇上就要杀掉他这只老狗了。

  张爱玲被门房拦住,没有多余挣扎的力气,再次被抱回空屋。她记得自己四肢沉沉的仰着脸,看见天上一朵一朵白云。

  九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等回国。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等关于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会议就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等进行了讨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构想,为五年计划的制订确定了根本指导思想。五年计划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轨道,成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

  年羹尧后悔,既后悔不该回来,又后悔不该对张廷玉说那番话。咳,今天真是大意了。带了大半辈子的兵,大江大海都过来了,却没想在小河沟里翻了船!自己刚刚说过了外无仗打,内无粮草的话,现在,收是收不回来了。听张廷玉这话音,自己的三大镇兵力,全都要被皇上吃掉,他真心疼啊!我几十年惨淡经营的血本,哪能轻易地就交了出去?与其我向你交出军权,何如把军权再交还给十四爷?他思忖再三又说:“唔,这样恐怕不大好吧。把我们的兵全都调散,来年春天,万一罗布叛军卷土重来,我们就将措手不及了。再说,这样大的事,我得回去亲自处置,才能保得不出乱子。”

  这事之后她开始认真地吃饭,她现在知道没有力气她哪里也去不了。一阵飞机自头顶掠过,紧接着是警报响,张爱玲听见近距离有重磅炸弹爆炸的声音,玻璃都在震动。战争突然间打到了头顶上,炮弹声从四面传来,甚至连轻机枪的哒哒声都能听到。张爱玲顿时感到兴奋异常,她奔到落地门外的小阳台上,仰头看着天空喊:“炸吧!炸吧!就炸这里!求求你们!把这房子给炸了!”

  这年年底,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负责人讨论了《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指示中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

  张廷玉心里明白,年羹尧的话只是一个藉口罢了。但他却并不点破:“那也好。不过,这事要改变,还得请示皇上。皇上今日斋戒,还要去拜社稷坛,未必能抽出空来见你。你先回驿馆好了,皇上有空,就随时召见;不然,就得到明天了。明天皇上有空,是一定会见你的。”年羹尧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垂着头,唉声叹声地走回了驿馆。

  张家人都看见张爱玲在阳台上仰脸迎接轰炸,全愣住了。

  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48页。)

  送走了年羹尧,张廷玉进到大内来见皇上。他还没走到门口呢,就听见里面传出皇上训斥人的声音。张廷玉走进去时看到,挨训的正是穆香阿他们几个侍卫。张廷玉知道,这十名侍卫都是原来派到年羹尧军中的。当时,皇上对他们抱着很大的希望,想让他们既能监督九爷允禟,又能看住年羹尧。不料,他们却不争气,还没到半路,就被九爷用银子买通了。到了西宁又被年羹羹尧吓得半死,全都变成了年的奴才。雍正皇上万万没有想到,穆香阿他们会这样的窝囊。在年羹尧进京演礼时,这些侍卫被当作仪仗队,走在队伍的前边。这是僭越,是非礼,是给皇上丢人哪!所以,年羹尧回西宁时,皇上不但没有让他们再跟着,反而把他们几个撂到一边了。几个月来,既不派他们的差使,又不给他们好脸色,今天要不是年羹尧又回到京城,要不是皇上又想启用他们,还不会叫他们进来呢?对付这几个侍卫,皇上有用不完的手段,那还不是想怎么调理,就怎么调理呀。

  张志沂由于不确定战争的状况,决定暂避几日。张子静坐在汽车后座上,他看着老宅的窗,想着被监禁的姐姐,心里一阵难过。汽车驶离张家门口,大门关上,铁栓扣住,一个活生生的监狱,张爱玲就站在窗口看着他们走。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通过怎样的途径,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五年计划编制者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他们很费思索的一个问题。世界各国如何实现工业化,不外两种。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过的路,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只用十几年就实现了工业化。经过反复比较和论证,根据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侵略威胁)和国内实际状况(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极不发达,轻工业虽有一些,开工还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装备的补充和改造),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听取编制五年计划情况的汇报时讲到: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9页。)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工业化,就是为了尽快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维护国家独立,使我国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张廷玉刚走进来,就听雍正恶声恶气地说:“朕算什么皇帝,年羹尧才是你们的主子呢!如今他回来了,就住在驿馆里。你们要拍马屁,现在机会正好,快去吧!”

  炮弹落在张家的附近,巨大的爆炸声震得屋顶落下许多石灰。张爱玲抱着头躲在床和墙壁间的夹角。一阵疯狂轰炸,她以为她就会被埋在断垣残壁间。但没有,她依然能松开手臂,看着这个比炸弹更令人疯狂的空屋。外面的世界就要溃散了,为什么里面还能这样的静,死寂,断灭,这令人恍惚的对比。远方燃烧的城市将夜空染成赭红色。当炮弹坠地爆炸就会有一道光焰在张爱玲脸上闪现。墙上则映着她的影子,影子巨大。她想如果这个城市不能被毁灭,那么她也不能轻易被毁灭。

  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主要来自农业的积累。这是由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这种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不可能像有些西方国家那样从掠夺殖民地来取得资金,也不可能取得很多外援,而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一九四九年是百分之六十八点四,一九五二年是百分之五十七点七,直到“一五”计划最后一年的一九五七年,还占到百分之四十六点八。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73页。)这自然成为中国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为了尽可能照顾农民的利益,国家采取缩小剪刀差的办法,使工业发展得到的一部分利益返回到农民身上。但毕竟还是要较多地取之于农民,否则就没有工业化可言。对此,在一些人们中间,包括共产党内的人和党外的朋友持有异议。有的人还认为,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②(②梁漱溟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1953年9月11日。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页。)

  穆香阿连连磕头说:“皇上明鉴,奴才等不敢辜负了皇上的恩德、更不敢自外于皇上啊!奴才等在年大将军那里时,确实没听见他说过什么不规矩的话。他要是说了什么,打死了奴才也是不敢替他瞒着的。皇上刚才提到奴才等给他摆队的事,那不是奴才愿意干的,奴才们也是没办法呀!皇上让奴才给他当差,听他的节制。他的军令又那么严,奴才们敢不听命吗?求皇上体恤奴才们的难处和苦处。”

  张爱玲被监禁了三个月,上海也沦陷了。黄定柱和黄逸梵多次去张家理论都是徒劳,只有忠心的何干照顾她。

  这些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不赞成工业化,违反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给以回答。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彭德怀讲完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之后,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有针对地讲了一段“施仁政”的问题。他说:

  雍正瞧了一眼张廷玉说:“廷玉,你来听听,他们还敢说没有辜恩!朕叫你们到他军中学习,一来是为了大清江山永固,想多栽培几个人才来以备不时之需;二来,也要你们看到年羹尧有什么不是处,就向朕报告。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是一边给他当差。一边又给他当奴才。替他摆仪仗之事尚可饶恕,听说还有人给他提便壶,真是荒唐到了极点,无耻到了极点!还敢说什么‘没有自外于皇上’,‘没有辜恩负义’,难道朕就是那么好糊弄的吗?”

  张爱玲寻找一切可以逃走的机会。这天她在阳台上看见张子静从后门回来,招呼他:“你书包里有没有纸笔?”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

  穆香阿等不敢出声了。

  张子静有些迟疑。但看看四下无人,便打开书包说:“只有铅笔!”

  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

  雍正问:“年羹尧收留了十名蒙古女子,藏在后帐,做为自己的侍妾,此事有也没有?”

  张爱玲装成很平淡的样子说:“都行!闲着没事,想画画!”张子静赶紧掏出一本练习簿和一枝铅笔向上扔给她。

  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

  “回万岁……有的……”

  张爱玲接住,按捺住喜悦说:“谢谢!还有妈给你的望远镜呢?我无聊可以看看风景!”

  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

  “他与九爷以主仆之礼相待,有没有?”

  阴天午后,张爱玲拿望远镜望着窗外,她在纸上写着:“我是圣玛利亚女校应届的毕业生,被父亲与继母以暴力手段监禁在家中,历时数月,现已濒临崩溃。如有仁人君子拾到字条,请速至巡捕房报警,解救一个悲惨女子的命运。若能脱困,必有重酬。”她用一只筷子绑着字条扔出墙外。

  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也有的……”

  纸条被张家用人拾到,拿给张志沂看,孙用蕃在旁边添油加醋:“关着都这样了,要把她给放出去还得了?活生生把我们两个骂成比秦桧夫妻还不如!拖出来鞭尸都不足以报仇!”张志沂一语不发,命令下人用长木板条把窗封上,只剩下两寸宽的缝隙。张爱玲看着这一切,愣愣地坐在炕上,她脸上的光一寸一寸暗去。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他的戈什哈到外边,知府以下远接高迎,敬如上宾,这事儿有没有?”

  张爱玲得了痢疾,上吐下泻。她已记不起现在是何年何月,她呆滞地睁着眼,想她会死在这屋子里,死了就被埋在后面的园子。她几乎看见了,家里几个下人趁着黑夜,用圆锹铁铲挖土,粗手粗脚地将她放进一个深深的土坑里。她仰看父亲站在土坑上方,面无表情走开了,长工开始填土。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这个……奴才们没有亲眼瞧见。不过,这些亲兵从外边回来后,见人就吹,奴才们倒是听到过。奴才觉得,他们不过是耍骄兵悍将的脾气,仗了年羹尧的势力,作福作威罢了。所以只劝说过年羹尧,却没向主子报告。奴才们现在知道错了,求主子宽恕。”

  月光从封窗的木板缝里钻进来,她看见一轮满月。月亮温柔的光,像是母亲来探视她,眼泪在她眼眶里盈盈打转。她的嘴唇焦干,想起来喝水,她略挺起身,看见老鼠正在吃她盘子里没有动的东西,转动着晶亮鬼祟的眼睛。她惊恐颤抖,她想喊,喉咙灼烧得只能发出喑哑干涸的声音给自己听。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①(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05页。)

  “说得轻巧!”雍正张口就驳了回去,“你以为朕就听信你们这些屁话了吗?对你们几个,朕竟不知说什么才好。你们用这样的心肠来事君,朕真是担当不起。快滚吧,回去好好侍候你们的大将军才是正经。别在这里让朕看了恶心,滚滚滚,都给朕滚了出去!”

  她恍惚中回到童年的记忆:父母合力看护患了伤寒的三岁的她,她感觉自己被母亲紧紧地搂在怀里,她发烧,脸涨得通红,当母亲把脸贴近她,她感觉到一股沁心的凉。父亲坐在一旁。幼年时生病对张爱玲来说竟成为一种幸福的记忆,因为父母亲曾同心守在她的身边。

  毛泽东在这里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二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当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强调当前利益而妨碍长远利益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来,人民的长远利益是人民的最高利益。毛泽东这段论述,有利于人们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方针的认识。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如何恰当地处理,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如何具体掌握,做到适度,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的。

  十名侍卫被皇上骂得狗血喷头,一个个跪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张廷玉上前来说:“主子既然让你们去见见年羹尧,你们去一下也好。他总是带过你们,他回京来述职,你们知道了却不与他照面也不大好。”

  张爱玲的神智有些不清了,何干实在忍不下去向张志沂夫妇求情:“这孩子病成这样,不看大夫是不行的!不是我说,这惩罚也该有个限度,不能这样没完没了的……”

  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一五”期间,主要体现在重点建设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骨干工程。这些项目,无论就其建设规模还是技术水平,在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侍卫们喏喏连声。雍正又说:“朕把话说到前边,他既然是你们的主子,朕今天这话,你们就赶快学给他听。他手里有的是银子,不像朕这样小气。”

  孙用蕃脸色一沉问道:“你仗谁的胆在这儿说话?你懂管教?你带得好会弄成今天这样?关禁闭是叫她反省,谁惩罚她生病啦?人交给你照顾,生了病该问你的错还是问我的错?闹个肚子值得这样大惊小怪的吗?打仗已经叫人够心烦的了!别说老爷现在连差事都丢了还得让你们留下来混饭!一个个就真做饭袋用!”

  优先发展重工业,决不意味着忽视其他事业的发展。中共中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出的《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要“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但“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贸易合作事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至放松对这些事业的领导。如果那样,显然也是错误的”。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50)

  穆香阿连忙说:“主子圣明,奴才好歹也是上三旗的正正经经的满洲人,怎么能那样做呢?皇上就是给奴才们十个胆子,奴才们也不敢向他多说一句话。求皇上给奴才们一个机会,断不至于再给主子丢人了。”

  张志沂任着妻子撒泼,无动于衷。

  一九五四年三月起,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四月,毛泽东审阅了陈云提交的《五年计划纲要(初稿)》,并批送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审阅。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乘专列离开北京,经三天行程,十一月三日到达广州。周恩来是晚几天乘飞机来到的。这次到广州主要是集中力量审议五年计划草案。毛泽东在这里整整呆了四个星期,十一月二十八日,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回到北京。

  雍正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又说:“你们都听清了:年羹尧为国家建立了功劳,朕并没有叫你们去刻薄他。至于敢不敢向他透风,全在你们自己了。朕恨的是你们的心,是你们没有把心放在朕这里。去吧!”

  何干豁了出去,趁孙用蕃出门又去找张志沂,她这次是有备而来,见到张志沂劈头便说:“昨儿夜里老太太来找我!”

  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同年七月三十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过审议正式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国家工业化的良好开端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雍正一直眼盯盯地看着他们走了出去,这才转过头来说:“这些人说来也都是亲贵子弟,祖宗还都有血战功劳的。可是,你瞧他们,一个个竟成了花花太岁!真真是气死人了——唉,不说他们吧。廷玉,你见过年羹尧了吗?他都说了些什么?”

  张志沂愣住,轻叱道:“瞎说什么!”

  正当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需要全党团结一致地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共产党内出现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严重事件。这是毛泽东所没有料到的。

  张廷玉详细地报告了他和年羹尧的谈话,最后又说:“万岁。看来,年羹尧很不同意以军就粮的主张。他的话,还是有一些道理的。所以,臣没有马上答复。臣细心地想了一下,这样做是有些不妥之处,一来,明春如果部队需要重新集结,往返折腾,化费太大了些;而且,这样做,好像专门为了撤掉年羹尧似的,也容易引起误会。”

  何干一脸严肃,把张志沂说得一愣一愣的:“一点不瞎说,我看见老太太手上那个翡翠镯子,过世时我给她戴的。我拉着她的手,还是细绵绵的,我还没开口喊她我就哭了!我一哭,她就叹气!我问她怎么回来了?她说她孙女要病死了,她能不回来吗?醒来我都吓出一身汗!我才知道老太太是来给我托梦的!她说,这孩子你不养,她就把她给领走!”

  高岗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二年底调北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原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九五三年调北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时,正在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酝酿党和政府领导机构的调整和人选问题。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高岗、饶漱石以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到,便加紧进行阴谋活动,集中反对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刘少奇、周恩来。

  雍正想了一下说:“不立即把年的军权解除,朕怎么能放心呢?汪景祺和蔡怀玺他们要劫待允禵,总要有个去处吧。汪景祺是从年羹尧军中来的,朕能断定,此事与年定有重大关系。再说,允禵也不是个平常的人,他不去找年羹尧,难道还会去落草为寇吗?”

  张志沂神色微微一凛,他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

  高岗对刘少奇的嫉恨由来已久。建国前夕,刘少奇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有“左”的错误。高岗心怀不满,在当时任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的柯瓦廖夫面前毫无事实根据地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柯瓦廖夫随即写信报告斯大林。高岗还搜集刘少奇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整理成系统材料,并称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错误。后来,他发现毛泽东在农业互助合作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问题上,和刘少奇有不同看法,便认为刘少奇的地位将发生动摇。

  张廷玉说:“皇上的担心不无道理。据臣看,年和汪之间,只能说是有些连系,并没有挑明;或者虽然挑明,年某并没有认承什么。这件事,要等汪景棋的案子审明以后,才能完全定下来。所以,臣以为此事不宜急,也不需要急,应该再多看看,多想想。十四爷的事情虽然令人生疑,也要完全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后,才能作出决断。但因此就把年羹尧留在京里,对朝廷的名声却不大好。朝廷不能只凭臆断,就扣下了年羹尧这样的大臣。不管他年羹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管他有没有异志,是不是和皇上生了外心,都要用事实来说话。没有证据就扣人,无论怎么说,也是不妥当的。皇上要他回来述职,他开始时有点推诿,但后来总还是应召回来了嘛。今天年羹尧的话,倒是给臣提了个醒儿。与其调兵,不如调官更合适也更容易。臣以为,眼下就把年的三个都统全都调开,调得远远的,然后再由岳钟麒保举几个人来接替。这样年手中的兵权,实际上已被解除,也就可以万无一失了。”

  何干偷偷观察这张志沂的脸色,继续说:“我求她!我说不行!把这孩子领走了,三爷这一辈子就得背着害死自己亲女儿的罪名,永远翻不了身了!她老人家就说……”

  一九五三年三月、四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为减少层次,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还重新明确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归口分工:外交工作(包括外贸、侨务等)由周恩来负责;计划工作及重工业部等八个工业部门由高岗负责(由此以高岗为主席的计划委员会,有“经济内阁”之称);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负责;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等由邓子恢负责;劳动部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这些决定,是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商定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体领导,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但在利欲熏心的高岗看来,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信任,是在削弱周恩来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权,而扩大高岗的权力。

  何干有意停顿下来,张志沂转头看着何干问:“说什么?”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高岗找到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说毛主席找他谈话,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未经中央正式授权,草拟了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给高岗看过,又同饶漱石谈过。在高岗看来,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人,他认定这个名单是刘少奇授意搞的,便到处散布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高岗利用名单问题大做文章,在党内进行挑拨。

  何干提了一口气,仿佛是借了老太太的胆,说话竟然能完全模仿出她恶狠狠的口气:“狗兔崽子!就要他背着!这是老太太说的!”

  高岗首先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发难。他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在会上发表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散布流言蜚语,诬蔑中央有“圈圈”,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他特别着重攻击刘少奇,同时鼓吹他自己。饶漱石也在这个时候同高岗站在一起反对刘少奇,所谓“圈圈”问题就是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提出来的。饶漱石先是在中央组织部内部,向被他认为是刘少奇“圈子”里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发动无理的斗争,随后在一九五三年九、十月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又搞了直接反对刘少奇的斗争。

  张志沂这下惊了,也不敢回骂,感觉到事情似乎比他想得要严重,忙问:“小煐闹肚子的事还没好?”

  全国财经会议后,中共中央提出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提出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他退居二线。高岗认为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到来,他的阴谋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他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对着刘少奇。他捏造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不满意。还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高岗搞政治局。在另外一种场合他又主张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何干哭出来:“是痢疾,吐的拉的都是血了!人都只剩半口气了!三爷我知道您是碍着三奶奶的面子,只能不闻不问,可背着三奶奶,难道也还是一个不闻不问吗?孩子不是她的骨血,死活都不上她的心,可三爷您不能也跟她唱和着!您是孩子的爹,孩子是张家的命,眼睁睁看着自己孩子死,这还有人伦吗?老太太当年管教孩子,是既严也慈,她打了你,自己都会背到房里去流泪,她要是亲眼见到自个孙女儿的遭遇,只怕是要跟你拼命啦!三爷!”

  一九五三年十月,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在高级干部中游说,加紧篡党活动,散布大量分裂党、攻击刘少奇的言论。说什么“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制造“军党论”,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根本原则,去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图谋夺取党的领导地位。他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把自己说成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需要彻底改组,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

  张志沂自然不愿背上恶名,他夹着打吗啡用的药盒,走到张爱玲床前。看见女儿瘦弱苍白地蜷着身,他麻木已久的神经被刺痛了,他替她注射消炎针。张爱玲昏睡着,针戳进她的手臂,她也只是微微蹙眉,连反应的力气都没有。

  十二月中旬,正当高岗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党、妄图夺取党和最高权力的严重时刻,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高岗的阴谋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作过详细的叙述,他说:“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①(①邓小平关于起草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1980年3月19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3页。)

  张爱玲醒来,满目刺眼的光,她以为自己已经上了西天,缓缓睁开眼,才发现两扇窗透进来的光,木板被拆掉,原先她打破的那一扇玻璃也终于修好了。她撑起身来,房间看起来舒整多了,多了一张套桌椅,桌上还摆了书,她不知道何来这些变化,但这意味着她得继续在这个房间里无止境地待下去。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决定外出休息。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依照前例,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同志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轮流;高岗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反对刘少奇的面目又进一步暴露。

  何干给她带来母亲的消息,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她要我跟你说,她为你的事也是没吃没睡地挨着,什么法子她都想尽了。她说要你想清楚,如果你要跟她,钱是没有的,跟你爹将来张家还有你一份!她要你自己想清楚,将来不能后悔!这个家不富,底子还是有一些,都是老太太当年带过来的嫁妆,她小心翼翼管带着一家,分了又分也还没散尽哪!怎么说你都是张家的女儿,你姑姑你母亲出国留洋靠的可都是娘家的财产,都不是小数目,你可得认真想,仔细想。你要是去跟你母亲,什么都别想拿了!”

  对于高岗自全国财经会议以来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已有所察觉,但还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当他一旦发现高岗在搞阴谋,便立刻警觉起来。随即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向林彪转告他的话:“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①(①陈云写的一份揭发林彪的材料,1971年10月8日。)这样,高岗问题就在小部分高级领导干部中捅开了。

  张爱玲踌躇着,她不知道是否该去计算这些根本看不到的东西。她已经计划了这么久要逃亡,再也腾不出心思去想别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审阅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加写了一段话:“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苏联的贝利亚),因t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广大范围内不指名地批评高岗。

  半夜何干偷偷开了门上的锁,张爱玲深一脚浅一脚地逃到大街上。上海已没有战前灯火辉煌的夜景,处处可见轰炸过后的断垣残壁。如果家是墓穴,那么眼前所见的上海像个死寂的大坟场。整个战争过程都在禁闭中度过的张爱玲,此刻才感受到战争的触目惊心。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高、饶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旬以来,毛泽东进行了十分紧张的工作。十二月十七日,与陈云、邓小平谈话(后加周恩来)。十八、十九日,与周、陈、邓连续两次谈话。二十日,与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话;与刘少奇谈话;与周恩来谈话。二十一日,与朱德谈话;再次与陈毅谈话。二十二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这一系列谈话,都是专门谈高、饶问题。二十三日,与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当天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在经过充分准备后,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二十九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①(①转引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1955年3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8页。)提出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人们都会掂量出毛泽东这个话的政治分量。

  鉴于高、饶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一事实的发生;鉴于党内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鉴于一部分干部在革命胜利以后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毛泽东提出增强党的团结这一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这一年来,毛泽东集中精力解决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为实现总路线而采取的许多重要政策,完成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随后,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又作出解决高、饶问题的决策,并且在作出部署后,交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负责处理。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四中全会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召开的,会议的方针和内容也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的。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从杭州写信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说:“信及决议草案收到。”“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此报告“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18、319页。)同时,毛泽东又单独写给刘少奇一封信,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4年1月7日。)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再次致信刘少奇,重申四中全会的方针:“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③(③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4年1月22日。)

  四中全会贯彻了毛泽东的意见,对高岗、饶漱石采取“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但高、饶并未幡然悔悟,高岗还以自杀的行动,抗拒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

  一九五五年三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并在会议最后一天作结论。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将高、饶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高饶事件的发生,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触动,他在两个问题上感触特别深。一是察人识人之难;二是骄傲情绪的危险。毛泽东长期以来对高岗、饶漱石(特别是高岗)的工作是信任的,满意的,并委以重任,没有想到他们会辜负党的信任,串通一气,阴谋反党。毛泽东在党代表会议的结论中说:“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加1—403页。)毛泽东在同陈毅谈话时,用一句谚语“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来表达他的这种心情。②(②《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500页。)毛泽东得出的第二条经验是,要戒骄戒躁。防止骄傲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讲,全国胜利前夕又讲。高、饶事件的发生,更使他感到,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是对党的团结的最大危险。他在结论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个人主义的骄傲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说:“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他告诫全党同志,首先是老同志,要夹紧尾巴做人,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③(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加1—403页。)

  鉴于高饶事件的教训,经毛泽东提议,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会议选举产生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前进了一步。

  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的第一次严重党内斗争。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吸取教训,从而使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受到教育。对于受高、饶影响而犯了错误的人,在处理上是慎重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对这些同志不但要看,而且要帮。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无锡,对陈毅曾说过: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①(①《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496页。)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②(②邓小平关于起草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1980年3月19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3、294页。)完全可以这样说,这是一次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党内斗争。中国共产党因此更加团结了,更有战斗力了。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不仅是加强党的建设、增进党的团结的大会,而且是全面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动员大会。

  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

  在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的总任务,在大约几十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的宏伟奋斗目标。

  他说:

  “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

  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

  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

  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

  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

  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

  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

  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

  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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