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天皇,毛泽东传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发动起来了,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毛泽东深信,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许多人间奇迹都会在群众运动中创造出来。

  汪景祺可称为一只老狐狸,他把形势琢磨透了,也把年羹尧的心思看穿了,他知道年羹尧如今的处境并不那么美妙,几十万大军窝在这里,每日耗费军资数以万计,战不能战,不战又无言向皇上交代。拖得越久,他的压力便越大。而年某又素以心狠手辣驰名朝野,一旦受到攻讦,说他恃宠拔扈、傲慢狂妄,拥兵自重、意图不测,杀身之祸就会立刻降临到他的头上,皇上派十名侍卫到军中干什么来了?他们一进门就差点被斩,就没有一人口服而心不眼吗?所以别看年某人如今叱咤风云,说杀就杀,说打就打,好像在西宁这一亩三分地儿上,他年某可以为所欲为。可是,这表面上的凶狠,正说明他心里的惧怕!要不,他今天又何必把桑成鼎派来送信救人?

  一九五八年秋,当人民公社刚刚搭起架子,一大堆问题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却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引来不少人参观学习。河南也有这样的试点。毛泽东曾经派人去徐水了解过,发现不少问题。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他决定亲自到河北看一看。

  隆科多和马齐二人正在争执,十三爷允祥来到了这里。他不显山,不露水地就处理好了这二位大臣的纠纷。来到畅春园门口,又恰巧遇上八王爷允禩。允禩本来就是为这事来的,可是,他晚到了一步,已经计划好了的夺权阴谋,也只得以失败告终了。听见说皇上已经回京,并且要在丰台大营里召见大臣们,他愣怔了一下,可“因病不能去”这话,却没敢说出口来。

  汪景祺还知道,年羹尧眼下这个难关,非他汪景祺来帮不可,因为汪景祺的招数高出年羹尧一筹。这个人原来在索额图手下的时候,就以“才识卓著”而受到重用,索额图为掸掇太子篡位坏事时,就有他的一份“功劳”。索额图倒了,他又投靠了八爷允禩,成了八爷手下的“高参”。他帮八爷只有一件事,就是要把雍正皇帝从御座上赶下来。所以你要说汪景祺是位煽动谋权篡位的“专家”,也并不过分。汪景祺向八爷献的第一条计,就是劝八爷想尽一切办法抓军权。因为十四爷现在被叫回了北京,要想东山再起,要想手中有兵,就得在年羹尧身上打主意。别看年某是雍正皇帝的亲信,可他汪景祺有法子取得年羹尧的信任,也有法子让年羹尧俯首听命。

  十月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第二天下午,再次同他们谈话。谈论的话题,都是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

  允祥此刻还有事要办哪!那不,李春风早就在等着他了。此刻,李春风见十三爷出来了,便连忙跑了过来,打千请安:“奴才叩见十三爷。听说您要见我?”

  汪景祺一到青海就看出来了,年羹尧用的这个死死包围青海的法子,是个笨办法。这不,一点明“塔尔寺”这个地方,年羹尧果然就上了心;一点明“塔尔寺不能来硬的”,年羹尧就傻了眼。看着年羹尧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汪景棋上前一步说:“大帅,其实这件事,还只是学生的一些断想,能不能实现还要靠大帅的决策。学生能提供给大帅参酌的,也只是一句话:既要得到全胜,又不能授人以柄,请大帅慎思。”

  十月十六日下午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又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汇报。当徐水县负责人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要河北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些调查,二十一日向他汇报。十七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回到北京。

  允祥笑着说:“你不是在西山的锐健营里当差的吗,跟着十七爷还好吗?怎么又到了步兵统领衙门?现在你十七爷去了古北口,你既然回到京城,又听说我病着,就舍不得去给我请个安?真是谁养的狗看谁的门了!”他说得十分轻松,也十分亲切。

  年羹尧迟疑了。他不声不响地转过身来,在房子里来回踱步,苦苦地思考着。终于,他下定决心了:“桑成鼎,你进来!去筹粮处传我的令:立即切断内地运往青海的粮食。青海全省的寺庙观宇、喇嘛僧侣们的用粮一概从军饷中按人头分发。哦,还有,去传点夜宵来,我要和汪先生彻夜畅谈!”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十月十九日一清早,写信给陈伯达,要他和张春桥、李友久立即去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作调查,为杭州会议①准备意见。并提出到郑州时,最好能请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一同去调查。过了半个小时,又写信给陈伯达,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②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把胡绳、李友久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③陈伯达一行接信后很快就出发了。

  李春风忙说:“十三爷,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奴才哪次调差,不是经您亲手批的札子呢?我先去了云贵,又回到北京。一回来,头一件事就是给您请安。可是,我到王府里去了几趟,府里人都说您正病着,说什么也不让奴才进去。唉,谁叫奴才职位太低呢?哦,今儿个奴才瞧着爷的气色……”

  听着年羹尧的话,汪景祺不出声地笑了。只为刚才那一席话,他已经从一个普通幕僚“晋升”为“汪先生”了。

  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跃进”期间,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版的上海《解放》杂志上发表。毛泽东看了十分欣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为转载这篇文章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因此来到北京,并曾随同毛泽东到河北调查。

  允祥一笑打断了他:“算了,算了,别说这没用的话了,让我看看你的兵。他们都是你今天带来的吗?”

  他们的这个计划是庞大而又冒险的。如果说年羹尧原来的想法是“关门打狗”的话,那么现在可说是变成“逼狼出洞”了。按照他们两人反复合计好的方案,就是一方面封锁青海全省的粮道,一方面在下级官兵中放出风去说,天寒地冻,与其在这里无仗可打,又要耗费粮食和煤炭,不如回到兰州去,待到春暖以后再重行集结,大举进军,与罗布藏丹增决战。他暗地命令二十来名将校,东行去兰州的部队要大张旗鼓地行动,让沿途百姓和敌军探子确实相信我军是要回兰州去过冬。但行进途中,却要分做几支,暗地埋伏在指定的地点。担任埋伏的部队,要昼伏夜行,一路上封锁消息,并且每隔十里设一座烽火台。年羹尧所率的中军精锐,就驻扎在城外不远的地方,那里还设着全军最大的烽火台。只要这里烽火一起,全军要立刻杀奔西宁和塔尔寺。行动要快,下手要狠,逢村烧村,见人杀人,不给敌人留下一条活路,也不给敌人留下一张活口!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一亩白薯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报成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听到这些,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

  “是。”

  年羹尧瞪着饿狼一样的眼睛,格格地笑着说:“大家要心中有数,我唱的是一出假‘空城计’,就是一定要造成我大军东移的假相。所以凡是半路逃亡的,一律擒拿斩首。各军都要设立收容所,把掉队的人一概密送西宁。只有这样,才能诱使罗布藏丹增来攻西宁,然后四面合围,全歼敌军。你们都明白了吗?”

  关于浮夸风,毛泽东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一共是多少人?”

  有人说:“大帅,西宁是我军行辕所在,也是我们的屯粮之地,假如我们前脚刚走,敌军随即就来,只靠老弱残兵是无法应付的。粮草有失,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回十三爷,一千二百人!”

  年羹尧恶狠狠地笑笑说:“区区十万斤粮食又算得了什么?只消一把火,要不了半个时辰就烧得净光!”

  毛泽东听到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十分生气,批评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嗯,好!”允祥巡视着畅春园门口,这里聚集着四个方队。方队里的兵士们纹丝不动地站着,整整齐齐,很是威武,允祥边看边说,“兵带得不错,满有规矩嘛,你真出息了!”

  “要是罗布藏丹增不肯上当呢?”有人还是不放心,“天寒地冻,我军分散行动,远离中军和补给线,这可都是犯着兵家大忌的啊!”

  关于徐水县的“全民所有制”,他认为,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他们说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④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似乎还在看,还在研究,没有让他们立即纠正。

  “这都是十七爷的教诲,十三爷的提拔。奴才自己有什么本事?”李春风赔着笑脸说。

  “你说得对,粮食最能要了人命!我们要过冬,敌人同样也要过冬,我已经卡断了所有通往青海的粮道,行辕里的十万斤粮食就是最好的诱饵。人,只要饿急了,就会什么也不顾的。我已经向皇上奏报了我们的计划,现在和众将约期半个月,十五天后,就是罗布不来,我也照样点燃烽火,你们就退回西宁来集结。这一冬,我宁肯饿死青海全省也在所不惜!”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给“共产风”泼了一点冷水。他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界限的问题,开始有所察觉,有所思考。

  允祥也笑了:“好,你这碗米汤把爷还真灌晕胡了。爷告诉你,带兵要讲两个字,一是要‘严’,一是要‘爱’。你瞧瞧,这大热的天,怎么老让他们站在毒日头底下呢?去,传令给你的兵士,叫他们都上那边大堤上歇着待命去!”

  听着这狠到极点,也毒到极点的话语,众将都不寒而栗。可是,军令如山,他们谁又敢说不执行?就在这时,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很不受年羹尧喜欢的人。谁呀,甘肃巡抚范时捷。

  十月二十三日,陈伯达到河南以后,毛泽东又写给他一封信,要他们在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调查,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⑤的各项问题。然后再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

  ·扎!”

  范时捷这个人是从康熙年间就入朝为官的,人倒是十分机灵能干,也颇为正直。可是,他有个小小的毛病,就是爱和人开玩笑,也爱别人和他胡闹。你越是骂他,他就越高兴;要是你三天不理他,不骂他,他就会浑身难受,甚至还会发脾气。十三爷允祥摸准了他的这个贱毛病,一见就骂,一见就让他趴在地上学驴叫。他还真不怕丢脸,不光是学驴叫,叫完了还要加上两声驴放屁,这才算过了瘾。他觉得十三爷瞧得起他,没把他当外人,所以他把十三爷当作了唯一的“知音”。十三爷说什么,他就乖乖地听什么,绝对不打一点折扣。年羹尧听说他很能干,就通过十三爷把他要到甘肃来当了巡抚。不过年羹尧不开玩笑,老是沉着个阴森森的脸,让人一见就心寒。也许是年羹尧太严肃了点,架子太大了点,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看得也太重了一点,所以,范时捷人虽然来了,却对年羹尧敬而远之,不常来往。他总是躲着年羹尧,不得不见面时,也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年羹尧对范时捷也不满意,觉得这个人不会巴结,总是听调不听喝,不把他年大将军看在眼里。总之,年羹尧只要见到范时捷,就从心眼里感到腻歪。今天年羹尧一听说他来了,就打心底里烦。可是烦也不行啊,人家是甘肃巡抚,你大将军权势再大,也不能不见啊?说声:“传进来!”范时捷就大大咧咧地进来了。

  过了几天,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决定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他选了两个地方。一是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是个小县,十三万人口,以一县一社而闻名。一是七里营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为新乡县的一个乡。

  李春风单膝一跪,答应一声,便跑过去下了命令。兵士们一听,“嗷”地一下,便分散跑开了。原来弥漫在这里的肃杀气氛,也在这声欢呼中烟消云散。隆科多不高兴了:这李春风怎么这样不懂规矩?身为带队的牙将,连本官也不问一声,说散就散。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九门提督吗?他脸色气得煞白,可是,又不敢当着允祥的面说出来。而允祥好像根本没见到似的,为自己轻易地处理了这一触即发的局势感到欣慰。他不敢在这里多停,便连声招呼大家上轿。隆科多也只好跟着允禩、允祥的明黄大轿,来到了丰台大营。

  年羹尧往下一看,这位五短身材,墩墩实实的范大人,闪着一对满不在乎的黑豆眼,身上的官服不知是剪裁不当,还是他不会穿,怎么看就怎么别扭。更让年羹尧生气的是,他进来之后,并没有像别的官员那样规规矩矩地行礼,既不报名,也不叩拜,却只是打了个千。年羹尧看着他这副贱模样,心里不痛快了,沉着脸问:“我这里军务正忙,你来干什么?”

  二十八日凌晨四时,毛泽东复信陈伯达,告诉他,如果遂平调查已毕,可以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十一月二号或三号回到郑州即可。

  毕力塔早就等候在这里了,见大轿落下,连忙上来向二位王爷请安,又说:“丰台的中军大帐现在是皇上驻跸之地,方先生和张中堂正在和皇上说话。皇上有旨意,让各位不必在此候见。”说完向马齐和隆科多略一注目,便算是行了礼。

  “我说的也是军务。”范时捷似笑非笑地说,“上次我向大将军要军帐,你要我去找兵部,可兵部说,所有的军用物资都拨到你这里了。所以,我还得来找你。甘西的驻军几十个人全挤在一座帐篷里,说句玩笑话,半夜里出去撒泡尿,回来就没地儿睡了。所以我才来请示大将军,应该发给我们的帐篷,何时才能够到手?”

  这时,中央已经发出在武汉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为了开好这两个会议,毛泽东决定先到郑州,一面听取两个调查组的汇报,一面约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准备有关文件。

  马齐不在乎这些,肃立着听了旨意,跟着前面的允禩就向里走。隆科多却心神不定,他刚和毕力塔闹得不可开交,把这位将军得罪的够苦了,不知这次进去,会有什么结果。看看今天来的人中,马齐是对头,自不待说;张廷玉和方苞二人,都是铁杆儿的忠臣;三贝勒弘时,如今成了缩头的乌龟,连面都不露了;只剩下一位廉亲王,他的奸滑和狡诈都是早已出了名的。如果遇上了什么事,这位八王爷会不会“舍车马保将帅”,跟着别人把自己往死里整呢?他越想,心里就越不踏实。原来打算好了的那些“光明正大”的理由,也觉得说不出口来了。他心头好像装进去了一群小鹿似的,七上八下地怦怦乱跳。冷汗热汗一齐流出,竟也顾不得去擦。进门时,好像听十三爷对毕力塔说了句话,让他给李春风的部队送些绿豆汤去解暑。这句话,隆科多听了,也好像在敲打自己一样。迷迷糊糊之中,已经来到中军行辕外了。

  年羹尧冷冷一笑说:“就这么点子事,你也值得大老远地跑来找我?”

  十月三十一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十一月二日到达郑州。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

  雍正皇帝在里面笑着说:“都来了吗?快进来,大热的天,不要闹那些名堂了。”

  “哎,这怎么能说是小事呢?”范时捷没有一点胆怯,“还有,你要甘肃绿营兵马移防松潘,我也有点想不明白。岳钟麒将军驻军之地。就离松潘近在咫尺,何必要舍近求远地从甘肃调兵去呢。我想请将军三思,最好是收回成命。”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逐步增加的。开会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大家听到这话,也都鱼贯而入,行礼叩见,因为外边太阳光很强,他们刚进来时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觉得这里十分清凉,原来大厅四周都摆满了大冰盆。允祥身子虚弱,竟不禁打了个寒颤。马齐正要上前说话,却被允禩抢先了:“刚刚进来时,因光线暗,看不太清。现在仔细瞧瞧皇上的面容竟是如此健旺,只是稍微清减了些,也晒黑了点。这些天,快马一天一报,说皇上还在山东。说实在的,连臣弟也松懈了。算着皇上大概还要等个五七天才能回来,哪知皇上竟微服回京来了。皇上亲民,当然是好的,可是,皇上乃万乘之躯,白龙鱼服,万一出点事,哪怕是丁点差错呢,可怎么才好呢?”他说着,说着,眼泪竟然流了下来。

  这句话说得虽然很随便,可是却正犯了年羹尧的大忌。年羹尧和汪景祺定好的这个诱罗布上钩的假“空城计”,是死死地瞒着岳钟麒不让他知道的。年羹尧为的是要独享胜利果实,独得皇上的嘉奖。所以在部署兵力时,把甘肃的绿营军调往松潘,名义上是防止罗布南窜,其实是阻拦岳钟麒抢功。现在范时捷要他“收回成命”,那不等于是与虎谋皮吗?可是,年羹尧的心事又不能向范时捷明说,只好敷衍他:“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召集郑州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性质问题,先派陈伯达、张春桥,吴冷西、田家英分别到遂平、修武、七里营研究一下,再请几位省委书记来。但会议一开始,有些人就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了。这样,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

  张廷玉心里从来都是善意待人的,见允禩这样动情,这样真挚,自己的心中好一阵惭愧,觉得错看了这位亲王。隆科多却是心头一颤:好家伙,八爷果然如此狡猾奸诈!别说他不当皇上了,就是将来有一日他真的南面为君,也不是个好侍候的主子!

  范时捷却不是那么好打发的:“知道了并不等于给我解开了难题。我今天回去了,可明天兵士们照样没地儿睡,岂不是伤了大将军爱兵如子之心?我已将我的难处,向岳将军发了移文,请他再和年将军协商一下,最好是由岳将军驻守松潘,也免了甘肃军将的劳苦。”

  十一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九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湖北的王任重、山西的陶鲁笳、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还有陈伯达等人。主要是听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毛泽东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在交换意见时,他与陈伯达有一个小的思想交锋。

  雍正皇帝此刻却显得非常平和,他抬手招呼大家起身,又满面笑容地说:“难为你们想着朕了。其实朕坐在乘舆上走马观花,又能看出什么名堂来?朕心里还惦记着年羹尧进京演礼的事,所以就索性和廷玉一起,扮成客商回来。哪知,却差点连丰台大营都进不来。哈哈哈哈……”笑声中,他突然话题一转说,“这次出去,真是获益良多呀!朕去到小饭店里用餐,才知道朕的雍正钱还没有真正流通;一两银子只能兑换八百制钱,可是,库里的雍正钱却多得积罗盈案!还有,佃户们为了少缴粮,把地都写在缙绅们的名下。朝廷得不到一点实惠,却便宜了那些不纳粮的土地爷!朕如果不出去看看,一味地垂拱九重,这些利弊又到哪年哪月才能知道?马齐,你是管着这事情的,说说,朝廷限令各皇商、盐税、钱庄,平准库银,一律不准收白银,而要改收制钱,这通令发下去了吗?”

  范时捷说得十分轻松,可话一出口,却让年羹尧大吃一惊:“谁让你把部队移防的事告诉岳将军的?你有这个权吗?”

  吴芝圃汇报说:“关于交换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马齐听见皇上问话,连忙回答说:“回皇上,廷寄十天头里已经下发各省,是臣和隆科多联名发下去的。有的省离京远了些,恐怕还未必见到。官绅一体纳粮的事,田文镜还在试行,遵旨稍后再办。”

  “怎么没有,我不但有,而且这个权力还是你年大将军亲自给我的。”

  陈伯达:“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百分之七十,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百分之七十。”

  “嗯,好!”他回头看看允禩问,“八弟,听说你病了,现在好了些吗?”

  “什么,什么,我叫你这样子的?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毛泽东:“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

  允禩连忙站起来回答说:“臣弟不过是受了点热,头有点发晕。今天刚好了些,才出来视事,赶巧皇上就回来了。”

  “看看看,大将军真是贵人多忘事。上次在甘东誓师您登坛阅兵时亲口说的嘛,您说岳将军是副帅,告诫众将说,以后有事,要随时向您和岳将军一齐通报,不得隐瞒。你说这话时大家都在场,也都听见了呀!不信你叫他们来问问,看我说的有一点走样没有。”

  陈伯达:“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

  “这就是缘分哪!”雍正似笑非笑,好像在谈论家常一样地说:“既然身子好了,有些事情,朕还要倚重你来料理料理呢。年羹尧即将到京,劳军的事朕就偏劳你了;旗人分田的事,朕看了马齐的折子,还是个办不成;还有年羹尧一回来,允禟自然也跟着回京,允礻我和允禵他们,也让朕头疼。朕其实并不想惩治他们,他们却为什么总是怨天怨地的呢?他们和拉了亏空的官员们牵扯太多,在京又不守政令,如果仔细追究起来,是难逃罪责的。你这位当哥哥的出来劝劝他们,大概还有点用吧。”说完,脸上已经没有笑容,只是低着头喝茶,却一声不响地等着允禩的回答。

  年羹尧万万没有想到,范时捷如此难缠。他说得振振有辞,又让你无法驳倒。心想,好嘛,你可真算是个活宝,我竟然拿你没有一点办法。他烦燥地挥挥手说:“好了,好了,你什么也别再说了。告诉你,你的差使我已经给你撤了,你回去把巡抚的一摊子事移交给布政使,然后就回家听参去罢。”

  毛泽东:“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帐。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允禩本来作好了准备,要回答皇上问他为什么搜园的事。可没有想到,皇上从这几件自己没想到的事情上下手了。他低头想了一下,觉得还是哪件好说,就说哪件吧:“回皇上,劳军的事,臣弟已和隆、马二位还有十三弟会商过多次了,断断不会误事的。只是,年羹尧带兵回来,住到哪里,我们却定不下来。大热的天,也不宜征用民房。十三弟病着,臣弟与舅舅商量是不是请丰台大营里腾出几间房来。大伙匀着点,不就是三千人嘛。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

  “是!在下遵命。”范时捷不急也不气地说:“原来是您保荐我来甘肃的,我还以为您是一心为公呢,现在看来您并不待见我,那我就只好回去听参,也写我自己的申辩折子去了。正好,听说皇上有旨意让我去做两江巡抚,既然有人代理,我这就是向大将军辞行了。”说完,打了个千,起身又说,“大将军多多保重,我去了!”

  曾希圣:“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粮食生产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嗯。”

  年羹尧这个气呀,他简直想把范时捷抓到手里揉碎了。看着范时捷走出去的背影,他在心里说:哼,小子,你这个两江巡抚的梦做不了十天,就得乖乖地回来听我的摆布!

  毛泽东:“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⑥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允禩见雍正不置可否,只好继续说:“旗人们分田的事,差不多也办下来了。在京没有差使的旗人,共有三万七千多。每人分田四十亩,都在近郊,离家近,又都是上好的土地。”说完他抬头看了一眼雍正皇帝。

  可是,年羹尧也有失算的时候,范时捷就那么好摆布?他知道年羹尧是一定要告他的刁状的,所以他得赶在年某的前边。匆匆赶回兰州以后,他向布政使移交了差事,连家眷都顾不上带,就骑上快马直奔京城去了。回到京师,又马不停蹄地来到西华门递了牌子请见万岁。皇上的旨意很快便传了出来,要他先到军机处报到。太监高无庸还告诉他说:“范大人,你来得不巧,太后今天犯了老病,凤体欠安。皇上一大早就过去侍候了,十三爷和十四爷大概也得进去。前边那里就是军机处,你先去见见张大人也好。”

  这是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对商品、货币等问题最早的比较明确的表态。

  “嗯。”

  范时捷来到军机处,见张廷玉、马齐都在这里,他一一参见了。他知道张廷玉是位道学先生,在这里他是不敢胡闹的。张廷玉待范时捷行过了礼说:“哦,老范进京述职来了吗?请先稍坐一下,我和孙嘉淦谈完就说你的事,哦,嘉淦,你继续说下去。”

  在汇报家庭问题时,吴芝圃反映:有的干部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他又重复了一遍:“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⑦

  允禩纳闷了,皇上为什么不说话呢?按他原来的打算,先说旗人们的事,就可把今天的话题岔开了。因为谁都知道旗人的事情最是难办。这些个人旗子弟们,亲套亲,人连人,各有自己的旗主,也各有各自的后台,哪个也不是省油灯。再往上,就到了几个谁都惹不起的铁帽子王爷了。他提起旗人的事,就是要雍正皇上去和八旗旗主们打擂台、对花枪,至于谁胜谁败,那就要看皇上的本事了。可他没想到,他的话好像皇上并没有注意,只是一个劲地“嗯”着,让允禩简直摸不清大小头儿了。皇上的问话,他还没回答完呢,就还得继续说下去:“至于允礻我、允禵他们,也各有各的难处。允礻我在口外水上不服,常闹肚子。上回就写信给十三弟,诉了诉苦,说他现在已经瘦成一把干柴了。他想请十三弟替他在皇上面前求个情,让他能回京调养。十四弟主上是知道的,他性情高傲,心里有不痛快是真的,但他却不敢怨恨朝廷。十四弟办事能力还是有的,今天我也想替他向皇上讨个情,让他回京严加看管是不是更好一些。”

  孙嘉淦正在向张廷玉报告他去贵州的事:“张大人,杨名时和蔡珽互相攻讦的事,我已做了查问。云南有盐,要经过娄山关运往四川,杨名时下令开关,但要按章纳税。可是,有个叫程如丝的知府,却仗着蔡地的势力,强行以半价收购,从中获利,中饱私囊。杨名时撤了程如丝的职,但蔡珽却马上委派这个程如丝去当了娄山关的参将,照样盘剥盐商贩夫,激起了民愤。程如丝竟然调集了几千军士,鸟枪弓箭全都用上了,一下子就杀死了三百多人。为严申法纪,杨名时请出王命旗来斩了程如丝。我想去见蔡珽,可他竟然要我捧了手本报名进见!我一个左都御史,蔡珽不过是个驻外将军,他有这资格吗?所以我就拂袖而去,蔡珽也就上了这个参劾我的奏章。请张大人照我这话如实奏明皇上好了。”

  搞一个新四十条,以取代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在这次会上定的。毛泽东指定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四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从四日起开始讨论,七日拿出初稿。

  雍正不声不响地听着,一直等允禩说完了,才冷笑一声说:“好好好,你说得真好。朕在外面栉风沐雨地巡河工,访民情,你们却坐在北京城里想着点子糊弄朕!听起来头头是道,可真是这么回事吗?旗人,十个里头,连一个真去种田的也没有。他们分的田地,有的租给别人去种,更有的干脆卖了!朕原来想让他们学得出息些,哪知反倒让他们手里有钱去吃喝玩乐了!老十有病,老十四也有病,这些朕都知道。可他们害的却是心病,心病好了,什么病都没有了。朕自登极以来,前前后后一共抄了一百四十多个官员的家。这一次又下了朱批,要查抄李煦等二十四家,这份朱批朕出京前就交给了你,你为什么至今还不发出去?嗯?”

  张廷玉听了说:“嘉淦,皇上只是让我问一问你,并没有怪罪的意思。我劝你一句话,这件事你最好写成密折,或者亲自向皇上密陈。你要学会体谅皇上的难处,还要学会能顾全大局,而不要一味地使性子。你是言官,当然是看到什么就应该说什么。可是,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皇上现在一是要顾全太后的病体,二呢,还要不分昼夜地想着前方的军事。原来定好了的木兰秋狩都取消了,你要是再一闹,不是让皇上心里更烦吗?”

  十一月四日下午,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雍正这话说得平平淡淡,可是,哪一句都像刀子似的,犀利无比。允祥心中一惊:难道皇上今天就要处置允禩吗?

  孙嘉淦低头想了一下说:“好,张中堂,我听你的。不过。也请中堂向皇上转告我的肺腑之言。我孙嘉淦不是在为杨名时说话,他是我的同年不假,他如果有错,我也照样参劾他!可是,杨名时在贵州,火耗银子只收到二分,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他却说:‘贵州这地方,是出了名的人无三分银。收他们二分火耗,我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我向皇上打了保票,一年之内要粮银自给自足。我不苦点,不给百姓做个表率,怎么去要求下面的官吏和百姓,又怎么向皇上作交代?’中堂啊,我不是不懂道理,我是在为杨名时担心哪!我怕,怕他让蔡珽这个老兵痞子参倒了呀!”

  在汇报工业、农业时,都提出一些吓人的超高指标,例如,十年内,钢产量达到四亿吨,机床一千万台,煤四十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毛泽东听了,没有反对,采取保留态度。他说:“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三年之后。”并问道:“你这是内部盘子吧,不写在文件上吧!”最后,毛泽东接受陈伯达的意见,把这个文件的题目改成“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

  允禩现在心里最怕的是说隆科多的事,别的他心中虽也不安,却并不服气。他想与其这样不明不白地挨训,不如横下一条心来给他顶回去!便头一梗大声说道:“回万岁,这些事说着容易办着难。先帝爷何等英明?万岁何等刚毅?施世纶他们又是何等的清正强干?可是,从康熙四十六年至今,已过去了十八年,结果如何呢?所以臣弟以为,这样大的事,想一蹴而就,只能是一厢情愿。如今天下已是人心不安了,李熙七十多岁的人,又有擎天保驾的大功。他还债已经还得家无隔夜之粮了,还要再抄家,能抄出什么来?这样抄法,也不怕寒了臣子们的心吗?要是万岁一定要说臣弟办事不力,臣弟也认了。臣弟甘愿也去守陵,请皇上另派能员,免得臣弟误国之罪!”

  张廷玉听了这话,也是十分感动:“你放心。杨名时向皇上打了保票,可皇上也给杨名时打了保票:六年之内,绝不调换他的巡抚之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饶有兴味。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面否定那个东西。”

  允禩要撂挑子!这里的众人一听全都呆住了。允禩不是这样的人哪,平日里温文敦厚,笑模笑样的,谁不说他是“八贤王”、“八佛爷”呀?怎么他今天跳起来了,要和皇上较劲了?大帐上下,一时间掉根针都能听见,连雍正皇帝也被这突然的变化惊住了。

  孙嘉淦放心了:“张大人,有您这话,我就回去写我的折子,再也不会来打扰您了。”

  史向生在汇报中谈到,讨论公社体制时,遇到了共产主义因素、大集体和小集体、大全民所有制和小全民所有制、商品交换等问题,始终没有讨论清楚,而且越说越糊涂。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这些也都是毛泽东正在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雍正却有他自己的打算,也并没有被允禩这故作姿态的话吓住。他盯着允禩问:“老八,你今天是怎么了?我们这是议事,你呕的什么气呢?”雍正站起身来,在地上来回踱着步子说:“朕早已落下‘抄家皇帝’的恶名了,可是,朕自己心里有数。施恩是应该施恩的,但绝不是你那种施法!现在是要整顿吏治,整好了,朕自能把这个恶名改过来。先甜者必后苦,甘于苦者也必甜,这就是朕的心思!如果听任这些贪官污吏们攫取不义之财,肥身家,养子孙,那我们大清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贪墨即是国贼,凡贪墨者就必须受到惩治!朕是抄了许多人的家,可抄出来的银子,并没有中饱朕的内库,装进朕的腰包。老八你说说,朕何错之有?”

  张廷玉回过头来对范时捷说:“我这里事情太多,劳你久等了。我原来想着,你不会回来得这样快的,想不到你还是个一刻也坐不住的脾气。”

  因为要搞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毛泽东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的规模,请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东北的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中央分管农业和工业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参加。⑧

  “抄家,抄家,闹得朝廷上下人人谈抄色变,有的人连打牌都打出了‘抄家和’!官员们都是十年寒窗的士大夫,难道给他们留一点脸面都不成吗?这朝廷里,难道就不指望他们出来办事了吗?”老八今天是不顾一切了,他就是要和皇上谈这个大题目。他知道,只要说到这上头,就永远也谈不完。所以,他理直气壮,不惧不怕,侃侃而谈,振振有词。张廷玉看着雍正的脸上布满了乌云,怕他立刻就要发作,连忙向方苞递了个眼色。方苞当然明白,他站出来说:“八爷,主上刚刚回京,鞍马劳顿。这个题目又不是一下子就能谈完的,还是留待以后慢慢地说吧。”

  范时捷轻松地一笑说:“张大人,您哪里知道,年羹尧把我的差使给撤了,我不回来,呆在那里还泡的个什么劲?我这是赶回来听候处分的,我还想请见皇上,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十一月五日,会议继续举行。新增加的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史向生、吴冷西,出席了会议。

  可是,已经晚了!雍正的神色变得十分可怕,他带着一肚子怨毒之气说:“方先生,您看错了,朕未必非要和允禩说这件事。没有张屠户,就吃浑毛猪吗?”他回头又冲着允禩说,“你当然是好人了,事事处处总在替别人着想。朕这样的寻常主子,又怎么能用得起你这圣贤呢?你现在不是有病吗,那就回家去歇着吧,朕随后就有旨意给你的。”

  两个上书房大臣听了这话都不免一惊,一位封疆大吏,与年羹尧根本没有隶属关系,却被年羹尧说撤就撤,甚至连中央机枢大臣们都不知道,这事也办得太出格了!他们正要说话,却见十三爷和十四爷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范时捷一见十三爷,就像见到救星一样,连忙迎了上去行礼叩见。可是,他一看十三爷那珠泪汪汪的双眼,突然站住了。十三爷强忍泪水,也只说了一句话:“太后……已经薨了……”

  一上来,毛泽东就问新到会的人:“把你们请来,有什么新闻?”

  堂里堂外的几十个人,全都听得心里发毛。怎么,一言不合,就把这位议政亲王撵回家了?那下边的戏还要怎么唱呢?允在却抓住了把柄说:“臣弟只是与万岁政见不合,并没有自外于皇上的意思。既然皇上这样说了,臣弟当然要凛遵圣命,回家养病读书去了。”说完打了个千回头便走。

  第一个发言的是柯庆施,他主要反映城市里有些混乱,抢购商品,提银行存款,购置高档商品,怕废除票子。毛泽东说:“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会上,其他人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注。他说,纲要里要写这个问题,有个安定人心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对城市办人民公社,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

  雍正气得直喘粗气,心想,你想撤手就走,没那么便宜。他突然高喊一声:“慢着!”

  当史向生再次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史问:到底是什么所有制?)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这时,毛泽东联想到他在北戴河会议决议上加的那句话。他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允禩刚走到门口,听见这声喊,又转过头来,不慌不忙地循着规矩地深深一躬问:“万岁爷还有什么旨意?臣弟恭凛圣谕。”

  在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问题上,毛泽东有些犹豫了,似乎感到说冒了,但在农业生产方面,仍坚持他的“少种多收”方针和三三制的耕作制度,即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农作物,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耕。⑨

  “你要读的那些书,全是做官的学问。我这里倒有一本书,对你很是有用,你不妨看看。”雍正嘴角上吊着轻蔑的冷笑,回头从案上的卷宗里抽出了一个折子,递给隆科多说,“舅舅,这是李卫前些天上的折子。里面有一首《卖儿诗》,你拿给允禩带回去看看。民为国之本,让咱们的这位廉亲王,好好地体会一下,怎么才能称得起这个‘廉’字!”

  十一月六日、七日两天晚上,继续开会。开会地点从专列改到河南省委招待所。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都来了,出席这两天的会议。

  隆科多早就吓傻了。听见这声旨意,他战战兢兢地走上来取过折子,又小心翼翼地递到允禩手中。允禩却看也不看,说了声“遵旨”,接过来就转身走了。

  在六日的会上,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并提议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他认为,四十条纲要,问题甚大,建议把时间拉长,将十年改为十五年。最后这个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个问题,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冒险”。对山东范县提出的“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半信半疑。毛泽东提出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钢的指标。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他说,城市人民公社是可以搞的,问题是要有步骤,基本原则是不降低现有的工资标准,要有优越性。有先有后,北京、上海慢一点。他再一次批评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说法,要求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⑩

  ①信中提到的杭州会议,后来改在郑州举行。

  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出版的。编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给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理论根据。

  ③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8年10月19日。

  ④毛泽东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同志汇报徐水工作时的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1日。

  ⑤人民公社在建社初期,许多地方采用了军队的建制。

  ⑥西安会议,指1958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

  ⑦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3日。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4日。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5日。

  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6日、7日。

  经过两天讨论,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又作了补充修改。八日,送毛泽东审阅,他略有修改,交邓小平阅办。

  九日上午,会议在河南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毛泽东主要就纲要四十条问题发表意见。经过七天的讨论,毛泽东纠“左”的思路越来越明显了。他讲了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极左做法,他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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