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前事兄弟再联手,毛泽东传

  公元前489年,孔子六十三岁。
  这一年,吴国大举攻陈,楚国帮助陈进行反攻。楚国的军队由楚昭王亲自率领着,驻扎在陈国东北部的城父(现安徽亳县)地方,阻截了吴国的进攻。陈国陷于混乱状态,孔子师徒无法再在陈国呆下去了,便起意欲往楚国去。
  在孔子看来,楚昭王是个能纳臣谏的开明君主,他很佩服。
  有一个春天,楚昭王欲往荆台游猎,司马子祺忠言直谏,昭王不听,斥退了子祺,传令备车出游。令尹子西躬身施礼,祝贺说:“荆台为游览名胜,当此仲春之际,花草争妍,鸟兽群集,正是大好的游猎时节,岂能错过!”
  昭王听了大喜,拍着子西的肩头说:“孤与令尹同游共乐如何?”
  子西感恩不尽,乘车护驾出游。行了大约六、七里路的光景,子西忽然令车驾暂停,向昭王奏道:“臣欲言有道,大王肯听否?”
  昭王说:“令尹姑且奏来。”
  子西说:“为人臣而忠君事上者,爵禄不足以赏,诌谀君上者,刑罚不足以诛。司马子祺谏阻出游,实为忠臣;臣贺王出游,实为谀臣。愿王赏忠诛谀,整饬纪纲,使佞臣不敢再以游乐惑君。”
  昭王听后,羞愧难当,红着脸说:“司马诚属忠臣,不过只能谏阻孤王,后世往游将奈何?”
  子西慢条斯理地说:“禁止后世往游,极其容易。大王千秋万岁之后,遗命筑山陵于荆台之上,后世子孙必不敢游于父母陵墓之前,以取欢乐。”
  昭王接受了子西的谏阻,立即停止游猎荆台,传令还宫。
  楚昭王虽不能纳直谏,但却能纳谲谏,总比那些听不进半点意见的所谓“金口玉牙”的昏君胜强百倍。
  这次抗吴救陈的行军途中,楚昭王突然病倒。正在这时,天空有一簇红云,像一群火红的飞鸟夹着太阳飘去。楚昭王派使者请周太史占卜,询问吉凶。太史占卜之后回答说:“此乃不祥之兆,应在大王身上。但并非不可免除,如若禳祭,可移灾于将相。”使者如实回复,楚国将相纷纷欲向神灵祈祷,希望能代替楚王承受不幸。但楚昭王说:“将相乃孤之手足,无手足相佐,孤虽生何益?寡人若获罪于天,一任上天惩罚,万不可移灾于他人!”他阻止了将相禳祭。
  楚昭王的这一举动,使令尹子西和司马子祺及文武官员深受感动,都愿为国为君而效死力。楚军上下一心,很快大破吴军,班师而回。但昭王的病体却一直未愈,楚国的太史又为他占了一卦,说是得罪了黄河之神,要想免灾,必须前往祭河神,楚昭王说:“长江、汉水乃楚之江河,黄河不在楚境,孤何以能获罪于黄河之神呢?非己之神而往祭之,诌媚也,孤不为之!”
  楚昭王坚持不肯往祭黄河,病却也渐渐好了起来。
  这些消息春风似地由南向北,很快传到了孔子耳边,孔子大加赞赏说:“顺大道者天下昌,违纲常者天下亡。楚昭王遵天道,循纲常,行仁政,故必雄峙于南方。”
  是呀,十多年来,孔子经历了卫、曹、宋、郑、陈等国,足迹几乎遍及中原各诸侯国,还从未见过楚昭王这样明智的国君,因此他决意要到楚国去。恰在此时,楚昭王派使者来请。
  从陈国到楚国,中间要经过一些吴、楚两国争夺的小国,蔡国便是其中之一。
  孔子师徒出了宛丘,行了两日,因地理生疏,竟来到一个层峦叠嶂的去处,抬头望,两边高山对峙,不见天日。山上林深草密,狼虫出没,虎啸猿啼,令人毛骨悚然。低头望,谷深幽黑,寒气逼人,谷底流水叮叮咚咚,若弹似唱,如泣如诉,隐约可辨。一条道路随谷而前,弯转曲折,或隐或现。人在路上跋涉,车在路上行驶,右有万仞高山,左是千丈深涧,随时都有坠落下去,变成斋粉的危险。人人惶恐不安,个个惴惴而前,谁也不说一句话。说也奇怪,这样的重山峻岭之中的这一唯一的道路,竟然一直宽可数尺,马车可以在路面上畅通无阻。由此可以设想,并非驾车的司马牛引大家误入歧途,这大约是自陈至楚的必经之路。也不知行了多少时辰,一直未见炊烟。渐渐的,头顶上那线蓝天淡下来了,山峦变得昏暗,谷底生起了阵阵阴风,这阴风怒吼着,咆哮着,由谷底升腾而上,打着滚,逞着凶,似有无数冤鬼在翩翩起舞,在齐声呐喊,搅得山林呼啸,涛声阵阵。这一切都在告诉孔子师徒,天色晚了,应该安歇了,但这哪里是栖身之所呢?天无绝人之路,前边来到一处开阔地,方圆数里,平展展的,像一座宽敞的大厦。四周绿草如茵,野花飘香,三条谷水在这里汇合,烟波浩渺,音韵醉心——这是大山温暖的怀抱,造化舒适的摇篮。孔子下车,四处观望,只见群山若黛,道路潜形,想走出这魔窟似的山岭,找村舍旅店度夜是不可能了,便令停车解囊,在这深山幽谷中安歇。幸而时值初秋,不致挨冻。随身带着两日干粮,不致挨饿。人有水饮,马有草食,倒是个上等的露天客店。
  山路跋涉,人困马乏,大家随便嚼了些干粮之后,倒头便睡,一个个鼾声若雷,掩没了林涛,盖过了飞瀑,一觉睡到天大亮,待他们揉开惺忪的睡眼,已是朝露染红了群峰的时候了。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被密密麻麻的手持兵器的陌生人包围在这深山幽谷之中,他们身边有人在持械走动。这些人一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三根青筋挑着个头,有的还满脸伤痕,三三两两,鬼蜮似地在四周徘徊。这与其说是些兵勇,倒不如说是些囚徒。这些囚徒并不伤害孔子师徒,只是监视。不出他们的包围圈,任其所为,若走近他们,他们便横加拦阻,不准越雷池一步。
  待孔子师徒草草吃过早餐,饮些泉水,收拾行装,准备启程上路时,一位军官模样的人走来。此人三十开外年纪,五短三粗,满脸络腮胡子。他故作斯文地向孔子深施一礼,微笑着说:“这位老者便是孔老夫子吧?”
  孔子还礼说:“老朽正是孔丘。不知将军是哪家部队,我们并未获罪于谁,何以要困我师徒于这深山幽谷之中?”
  军官并不正面回答孔子的问话,笑嘻嘻地说:“听说夫子师徒欲往楚国而去,不知是真是假?”
  “吾等正欲适楚,不知将军有何见教?”孔子素来不会撒谎,如实地说了。
  军官仍是笑容可掬地说:“下官奉上司命令,劝孔夫子回车返辙,或仍回陈国,或别作他图,只是不准适楚,否则,你们将被困死在这里。”
  子路再也忍耐不住了,铮的一声拔出宝剑,怒视着军官说:“休要欺人太甚!返陈适楚,是我等之事,与你何干!快让开路,莫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否则,休怪我剑下无情!”
  那军官并不恼怒,依然笑嘻嘻地说:“我知道夫子手下有几位勇力过人的猛将,不过,切莫忘记常言所说,好虎难斗一群狼。”军官用手指指四周,晨曦中四面山坡上的兵勇黑压压的,像蚂蚁似的在蠕动。“再说,”军官接着说,“夫子偌大年纪,械斗起来,难保夫子的性命安全……”
  子路像经霜的草,插剑入鞘,低垂了头。
  军官最后重复说:“夫子若是回车返辙,我等可以护送,确保万无一失。若执意适楚,则不准前进一步。”
  军官说完,向孔子又施一礼,笑嘻嘻地走了。
  司马牛骂道:“一只笑面虎!”
  原来,陈国贵族中,有亲吴与亲楚两派。亲吴派听说孔子师徒应昭王之邀而适楚,怕孔子辅佐楚昭王,楚国更加强大,对其主子不利,于是派兵勇与囚徒围困了孔子,迫使孔子改变主意,放弃赴楚的念头。孔子一生,无论做什么事,都是矢志不渝的,既然认定楚昭王是位贤明君主,昭王又派人来邀,岂肯回车返辙!然而,如今困在这深山幽谷之中,犹鸟处笼中,有翅难展。眼下最要紧的就是粮食,只带了两天的干粮,如若三、五日不肯放行,真要困死在这里了!冲出去吗?即使弟子们都像子路、公良孺一样骁勇,也无济于事,一则寡不敌众,正如那位军官所说,“猛虎难斗一群狼呀!”二则地理不熟,欲冲无异于以卵击石。颜回与子路、子贡等人商议,将干粮收集起来,统一保管,定量分食。夫子年老体弱,满足供应;其次是子路、公良孺等几员武将,多食一点,以备拼杀;剩下的一班弟子列为第三等。食不果腹,便采野菜、野果充饥。子路等自然不肯多食,争执了半天,最后颜回就这样决定了。
  吃午饭的时候,颜回将干粮和姜丝端到孔子面前,请夫子用餐。
  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回啊,尔等之言丘俱已听见。十数年来,尔等追随为师,四处飘流,为师已觉不安。今又受困遭厄,理当同舟共济,丘岂能多食!”
  颜回苦劝,孔子终不肯接受,只吃了一点点,便推说因年老而食欲不佳,不肯再食。颜回只好眼含热泪将干粮端走。像这样一直熬过了四天,带的干粮已经全部吃光,只靠野果、野菜充饥,孔门弟子或因饥饿,或因野物中毒,有的腹疼,有的泻肚,病倒的不少。即使没有患病的,也是情绪低落,耳断头低。然而孔子却照样谈笑自若,弹琴,唱歌,坚持给弟子们讲学。他想用道理教诲弟子,用古代的典范鼓励弟子,用自己的情绪感染弟子,他何尝不俄,不苦,不恼,他也是肉体凡胎,不是神仙,只是坚信自己的信仰,能够自抑罢了。
  第二天上午,孔子又在操琴,子路闻听琴声,心烦意乱,噘着嘴,忿忿地问孔子:“夫子于困厄中作歇,也算合体的吗?”
  孔子并不回答,待一曲终结,放下琴说道:“君子好乐为无骄,小人好乐为无惧。由啊,你追随孔丘多年,难道还不了解为师吗?”
  子路依然怒气冲冲地说:“常言道,君子无所困。莫非夫子不仁吗?世人未能信?莫非夫子不智吗?世人弗放行。昔者由听夫子说:‘为善者天必报之以福,为恶者天必报之以祸。’夫子长久积德行义,为何常处困厄,从者皆将饿死呢?”
  孔子上下打量着子路,仿佛要重新认识他这位最早的、追随了他多半生的弟子,长叹一声说:“由啊,仁者若必见信于世,伯夷、叔齐何以会饿死于首阳山呢?智者若必用行于世,比干何以会剖心于纣呢?忠者若必获报于天,关龙逢何以会见刑于桀呢?谏者若必邀君听,伍奢何以会见杀于吴呢?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多矣,非丘一人也!”
  听了夫子的这一席话,子路并未品出其中滋味,只是无言以对,默默退出。
  孔子又把子贡召来,说道:“赐啊,《诗》云:‘既非老虎,又非犀牛,徘徊于旷野,是何因由?’莫非为师所传之道有误,何以受困于此?”
  子贡回答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何不少自贬抑呢?”
  孔子说:“好农夫能种好庄稼,但未必能获得好收成;能工巧匠可做出好器具,但未必为人所需;君子能修道,但未必为世所容。赐呀,若不修道而求容,志向未免太小了!”
  子贡离去,颜回来见孔子,孔子又把问子贡的话重问颜回,颜回回答说:“夫子之道高与天齐,天下莫能容。夫子悲天悯人,竭力推行仁道,当世不能用。此乃为国者之丑,与夫子何损?如今栖遑道路,人不相容,但却愈能考验出君子的涵养……”
  孔子听了,很是欢喜,笑着说:“回啊,的确如此!你与我志同而道合,将来你为富翁,丘愿为你管理财款。”
  颜回听了夫子的话,忍不住地笑了。
  数年后,孔子回忆起这段经历,曾感慨地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随着时间的沿续,患病的弟子愈来愈多了,孔子也感到浑身不适,力不能支,弹琴、唱歌也不像前两天那样有神,有力,有情了。岂能坐以待毙,真的被困死在这里!孔子一边用颜回的话劝导弟子们,一边让子贡设法去买些米回来,聊以充饥。子贡是孔门弟子中最有辩才,最有外交能力的人,这一艰巨任务自然落到了他的身上。
  那位军官确守诺言,几天来只是围困,并不侵扰,双方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休看那位军官在孔子面前是副笑容可掬的神态,但对部下的士兵,特别是对那些囚徒,却是极其凶狠的,动不动便暴跳如雷,络腮胡子支支竖起,皮鞭、棍棒加身,因而士兵与囚徒均视其若仇敌。深山峻岭之中,远离村舍,住着这么多兵勇与囚徒,给养自然供应不上,因而他们也是定量分食,士兵与囚徒们常因哄抢干粮而受到严厉的惩罚。每到夜晚,兵勇便入帐篷安歇,只留少数囚徒轮番站岗监视。第四天深夜,子贡手持两件夹衣走向两个站岗的囚徒,月光下只见他们衣衫单薄破烂,秋夜深谷,寒气袭人,二人正怀抱兵器,蹲在那儿打盹,浑身瑟索发抖。子贡分别给他们披上夹衣,其中一个,脸上的伤已溃烂,正向外流着脓血。子贡从怀中取出药膏,轻轻地给他涂在患处。由于疼痛的刺激,他突然觉醒,并警觉地弹跳了起来,本能地握紧了手中的长矛,喝问道:“什么人?”
  子贡施礼说:“吾乃孔门弟子端木赐,寒夜难熬,起来走走,见二位兄弟深夜值班,衣衫褴褛,特送过两件夹衣来,以御风寒,行路之人,随身备有刀伤之药,见这位兄长脸上溃烂不堪,脓血淋漓,便予以涂抹,不想惊动美梦,实乃罪过!”
  直到这时两个囚徒才发觉自己身上果然多了一件长衫,确实比先前暖和得多了。其中一个岁数较小的囚徒说:“我们知道你们都是些善良的人,孔子是当今闻名的圣人,提倡仁德,救苦救难。欲害这样的贤哲,真该天打雷劈!”
  那位脸上有伤的年纪稍大的囚徒经子贡涂抹了药膏,只觉舒服了许多,感动得蹲在地上,两手托腮,呜呜地哭泣。子贡见他哭得可怜,劝慰说:“这位兄长不必伤情,当今天下,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像我们夫子,欲施仁政德治于天下,四处奔波,但却受阻遭嫉,不为天下所容。若吾夫子之道得行各国均施仁政,上视民若靠山,似手足,二位兄弟何以会遭如此磨难,受此皮肉之苦,长期抛妻别子,受人奴使呢?如今我师徒被困于这深山幽谷之中,夫子已经三天未曾吃过一顿饱饭。偌大年纪,万一有个好歹,我等岂不获罪于天!天下百姓尚有何望?”
  “这位先生快说说,我们能帮孔夫子什么忙吗?”那位脸上带伤的囚徒热泪盈眶地说。
  “是呀,只要能救夫子性命,哪怕肝脑涂地我们也在所不辞!”岁数小些的囚徒坚决地说。
  子贡长揖于地,再次施礼说:“谢两位兄弟诚心相助!只需烦二位恩人代为买些米来,以充饥腹。”
  “这个不难。”脸上带伤的囚徒首先表示说,“我们今夜站岗,明日便一天无事。翻过东山便有集镇,保你师徒明日晚餐饱食果腹。”
  子贡千恩万谢,拿出足够的钱币授予二囚徒。年岁稍小的囚徒惊异地说:“先生如此慷慨,不怕我等骗钱逃走吗?”
  子贡微笑着说:“待人以诚,乃夫子常教导我们做人的信条。赐观二位弟兄,淳朴善良,决非刁钻狡猾行骗之辈!”
  一个人难得能受到陌生人的信任,两位囚徒很是感激,当即谈妥明日交粮的时间、地点和方法。
  绝粮第五日的上午,徐徐秋风送来了阵阵浓郁的清香,孔子循香味而行,在幽谷的深处发现了一片兰花,有婆娑婀娜的吊兰,有妩媚俏丽的紫头兰,有妖冶风情的大叶兰,有雍容华贵的大剑兰,有端庄素雅的马兰……说也奇怪,兰花本是孟春开放,而这里的兰花却在仲秋卖俏,她们千姿百态,争妍斗芳,令人陶醉。尤其是她们生长在这里,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赏,不为人所赞,默默地送晚霞,迎朝晖,装点着荒山野岭,慷慨地抛洒着色与香——她们是真正的君子!孔子将弟子们召集来,让大家观赏,让大家品评,让大家接受启迪,并借题发挥,大讲君子之所为,然后操琴赞颂,即兴作《倚兰操》:
  习习谷风,
  以阴以雨,
  子之于归,
  远送于野。
  何彼苍天,
  不得其所!
  逍遥九州,
  无所定处。
  世人暗蔽,
  不识贤者。
  年纪逝迈,
  一身将老!
  伤不逢时,
  倚兰作操。
  苍老,哀怨的歌声在山谷中回荡,兵勇、囚徒无不驻足谛听,有的叹气,有的悲泣,有的低声咒骂……
  颜回闻听,很感悲凄,凑上前去说:“夫子作此琴操,以幽兰自比,想必有归隐之心吧?”
  孔子回答说:“知我者,莫若回也!”
  绝食的第五天下午,两个囚徒果然给孔子师徒买来了白米、鱼、肉和蔬菜,弟子们七手八脚地忙了起来,有的淘米,有的洗菜,有的切鱼割肉。在诸多弟子中,颜回是最擅长烹调的一个,所以由他掌勺烧菜。正在开锅盛菜的当儿,山洞中刮起了一阵阴风,洞壁上的一块尘灰掉进了锅内,沾在一块肉上。颜回急忙将弄脏的肉块取出,不舍得抛掉,便用嘴吹了吹灰尘,然后填入口中。子贡远远地只见颜回往嘴里填东西,误认为是在窃食,便来见孔子,问道:“穷困之时,君子亦改节吗?”
  孔子回答说:“穷困改节,岂能称为君子?”
  子贡说:“颜回素称仁廉,不该瞒过夫子,先行窃食充饥。”于是将方才所见,告诉了孔子。孔子不信,召来颜回说道:“丘昨夜梦见先人,想必是其佐我脱险,快将饭菜端来,丘将先祭而后食。”
  颜回将实际情况如实地叙说了一遍,最后说:“菜已为回吹灰先食,岂可祭祀先人,待明晨再祭吧。”
  子贡在一旁听了颜回的叙述,羞愧得满脸绯红。
  孔子师徒挨了三、五日的饿,一旦有米饭、鱼肉充饥,自然吃得十分香甜。但因不知何时才能解围,需得细水长流,因而仍是定量分食,不敢填饱肚子。
  那位军官照例每日来巡视一遍,忽然发现了地上的鱼骨,疑心有人给他们买来了给养,便追问究竟。宰予上前回答说:“吾夫子乃天上文曲星下凡,来人间拯救苦难苍生,每遇灾难,便有天神来救,过匡被围,过蒲受阻,居宋遇险,如今绝粮,皆有神助。昨夜突来一异人,头戴铁盔,身披鱼鳞甲,手舞双戟,向吾夫子张口大叱。子路挺剑出战,不能胜。夫子谛视良久,见他只能咄叱,不能说话,知非人类,遂向子路说道:‘由何不探其肋下?’子路依言刺其助,异人仆地,化为大鲇鱼,遂宰杀烹食,聊以充饥。你们欲困吾夫子毙于山谷之中,不仅徒劳,且定获罪于天,受到上天严惩。愿将军三思!”
  军官信以为真,不再追问,巡视了一周,便垂头丧气地溜走了。
  第二天早餐,陈国兵勇、囚徒又发生了哄抢食物的严重事件,为首的两个囚徒竟被罚致死,抛进了山谷之中。孔子得报消息之后,觉得十分可怜,立即派子贡等携带食物、药物前往打救,若还有一口气,便赶快予以服药,喂食,让他们赶快逃生。
  两个受罚的囚徒果然只是被打昏,并未丧生,一经子贡等调治,又各自吃了一顿饱饭,便很快恢复了健康,逃命去了。
  绝粮七日的黄昏,阵阵清风挟着兰花的郁香从幽谷吹来,雄鹰在山巅盘旋,霞晖染红了峰峦。突然,喊声大作,呼声震耳,无数雄姿勃发的兵将从四面杀来,只杀得陈国的围兵人头滚落,狼狈逃窜,那位军官也成了刀下之鬼,横尸于树下。
  莫非陈人真的获罪于天,方有天兵前来惩罚?……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韶山。从一九二七年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回韶山前,毛泽东先在武汉住了两天,游了长江。

  雍正惊得呆住了,他想不到引娣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哦,你有这样的心吗……你如果死了,朕定要下令处死允禵,绝不宽容!”说完这话,他忽然觉得一阵头晕,便惶惑地向乔引娣看了一眼,又转身走了……

  六月二十四日,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一路上同王任重谈话,讲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一个故事。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他对王任重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①(①见《史记•魏世家》。原文为:“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

  雍正皇帝冲风冒雪在半夜里来到允祥这里,是因为前晌在乔引娣那里受了冷遇,又不能发火,他睡不着,也坐不住,这才拉着张廷玉出来的。听见允祥在问他,他像是被恶梦惊醒了似的说:“啊?你刚才说的什么……哦,对了,你说的是兄弟之事……朕何尝不想兄弟同心?要知道,他们确实不是‘等闲之辈’呀!你们看看这几年里,想作乱的有多少?隆科多、年羹尧倒也罢了,如今老八又提出‘整顿旗务’了。好啊,既然他们这样地锲而不舍,朕也只好奉陪到底了。”他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包药来,李卫连忙给他倒好了水送来,看着他把药吃掉。却见他苦笑着摇摇头说:“唉,这药可真苦啊!可是,不吃又不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嘛。廷玉,李卫,你们有什么也索性全说出来吧,不管你们说了什么,朕都许诺言者无罪。”

  他对封锁消息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说:“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王任重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他有些后悔地说:“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①(①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2—14页。)

  张廷玉神色庄重地说:“皇上既然这样诚恳地求谏,老臣就放肆直言说说心里话。老臣知道,当皇帝难,难得很哪!李世民曾经说过:‘人主只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馅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而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从皇上还当着皇子的时候,您不就是总在受着攻击吗?但臣以为,只要皇权不旁落,人臣们的‘勇力’就难动其心;而人主聪察明断,那些所谓的‘辩口’,‘谄谀’、‘奸诈’也难施其伎。唯有这‘嗜欲’二字,是天性中自带的,如果不在‘克己’上下真功夫,就难免要堕入小人们的迎合之中。”

  毛泽东当天来到长沙,下午游了湘江。这是他青年时代经常游泳的地方。他兴致很高,登上橘子洲,稍事休息,随口念了一副对联:“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这时,围拢来一群孩子,毛泽东高兴地和他们照了像。

  雍正含笑地问:“廷玉,那你就说说朕有什么‘嗜欲’。你不妨明说,朕绝不会怪你的。”

  六月二十五日午后,毛泽东乘汽车踏上回乡的路。一路上,车窗外熟悉的景物一再勾起他对三十多年前那些往事的回忆。他对陪同人员谈起一九二二年在长沙做工人运动的经历,谈起他指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等。到了韶山,他在住地院子里,又谈起发动秋收起义、组建人民军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情景。他说: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而散6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②(②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2—14页。)

  允祥和李卫听到这里,都觉得张廷玉一定要说乔引娣的事。不料张廷玉却说:“主上的‘嗜欲’就在于‘急于事功’。下面的臣子看准了这一条,也就会千方百计地投主所好。藩库亏空,是几十年积下的,主上下令要在三年内还清,这就是急于事功之一例。先是湖广虚报亏空补完,李绂一本奏上,几个方面大员被罢了职务;山西诺敏假冒邀功,又死于非命。他们当然是罪有应得,可是,朝廷逼得太严,也不能不说是其中的原因。还有,皇上曾说过,‘不言祥瑞’,也确实对下边说的好听话不予理睬。可是,皇上的心里却是在盼着祥瑞的。鄂尔泰上书说,古州一个月之内,七次见到‘卿云’,皇上表示了惊奇和赞叹。十三爷这里的刘统勋当时就在古州,臣问他:‘卿云’是什么样子,他却说哪有那事儿啊!还有人报称某地万蚕同织一茧,长五尺八,宽二尺三,这明明是在说假嘛,可皇上还是让宣布了!田文镜本是清廉的官员,最近也来凑热闹,他奏报说‘河南嘉禾瑞谷,一茎十五穗’。可是,河南不是还照样荒欠吗?老臣不是说不该报这些祥瑞,而是说,只要主上心里稍有嗜欲,就会使下边的人想方设法地来迎合。时间一长,哪是真的,哪是假的,谁也难以分辨了。”他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看了看雍正的脸色,便接着又说,“嗜欲有各个方面。老臣是从小就看着主上的,深知皇上不好酒,更不贪色。最近外面传言很盛,说的全都是乔引娣的事。臣不信,也不愿信!但臣还是要说,天子无私事!在国与家上面,皇帝与平民是绝不相同的。老臣这话,敬请皇上参酌。”

  这一天,毛泽东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兴奋不已。

  张廷玉说完,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李卫在旁边不禁暗自佩服:好,张廷玉从小事入手,渐渐地说到本题,确实比别人说皇上是“好色误国”要有用得多,这姜还是老的辣呀!他一边恩忖一边说道:“张相说的那些,真让奴才长了见识;奴才是在主子身边长大的,这些年在外头做官,也确实看到了官场的积弊。比如这‘揣摩’二字,奴才就对它没辙。你能献四个穗的谷子,我就能给你弄来个二十四个穗的。反正只要哄得主子高兴,就是不能升官,起码也不会被罢了官。我也说过假话,后来才与主子交了底的,主子也没有怪我。再比如,早年间,我曾经把八爷府上的照壁都卖了,八爷也没有生气,因为那是私事,是小事。可现在遇上了国事、大事,八爷可就不肯让步了。奴才识字不多,只是看到戏文里说:女人祸国。奴才就想,哪朝哪代不全是男人当家呢?男人们要是不愿意,女人能替你办事儿吗?她能拿着你的手写圣旨?就算乔引娣的事是真的吧,奴才看皇上也犯不着为了她和十四爷闹生分。不说别人,我看着这丫头就觉得别扭。我是审过诺敏一案的,天天都能见到这个毛丫头,塌肩膀,水蛇腰,大脚片子足有四寸长,有什么好看的?”李卫心里明白,反正他识字不多,皇上又说了言者无罪,于是,他就东一榔头,西一棒棰地胡说,但句句说的都是讽劝。一直说得连张廷玉都笑了,他才住了口。

  第二天清早,毛泽东径自朝附近的小山上走去。随从人员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紧跟而行。顺着一条小道,毛泽东来到了父母的墓前。身边工作人员将采自路边的一束松枝递给他。他接过来,神情肃穆,敬送到父母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轻声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言语中满含着无限思念和感慨。当地干部问他,要不要把坟修一下。他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行了。”

  他们这里说得热闹,可没想到雍正的心里是多么难受。雍正一想到早上的情景,就忍不住要掉眼泪。他不易觉察地蹙了一下眉头说:“你们都在与朕闹弯弯绕,朕怎么能听不出来?允禵咆哮先帝灵堂,不遵太后教令,他不守法,不敬上,是有罪的人。从公的方面说,朕应当换掉他身边侍候的人;从私的方面说,他是朕的兄弟,朕也不愿他过份地伤情。朕体谅你们的好心,就再放他一马。允祥可以写信告诉他,他愿意在那里守灵也好,愿意回到京城来作事也可,三年之内,只要他能自省改过,朕都把他看作好兄弟,万事都可商量。可他要硬往那个‘党’里钻,一味地和朕唱对台戏,朕也就对他无可救药了。”他说完就站起身来,李卫连忙上前,扒了许多烧红了的炭火,替雍正装好了手炉,又护送着他离开了清梵寺。

  返回住地的途中,毛泽东顺道看望了一家农户,又来到韶山学校,和师生们合影留念。

  外面雪下得很大,地上的积雪也已有半尺来厚。可是,李卫和允祥等人却没有想到,就在今晚,就在雍正他们说话的时候,还有一些人也是在通宵达旦地计议着!这就是八爷允禩、九爷允禟和他们的几个亲信。

  回到住所,毛泽东对随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①(①吴旭君、沈同的回忆。周立波《韶山的节日》,见《周立波文集》(4),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634页。)

  这里是八爷府的一座暖阁,它的一半压在水面上,另一面则建在水里。靠水的三面,全装着落地的双层大玻璃窗。冬天,坐在花厅里就可以欣赏到雪景,夏天则可临窗垂钓。为了保暖,这厅里的柱子全都是空心的铜板,地下通着熏笼,熏笼通着铜柱。允禩是很会享受的,他又爱暖和又爱赏雪,为了不让这花厅显出雪化了的情景,他又特意让工匠们在花厅顶上苫了半尺厚的黄笔草。所以,哪怕再冷的天,花厅里却仍然是温暖如春。据说,光这座花厅,就化了四万两银子。这样的屋子,不但别的王府没有,就连皇宫御苑,也难得一见。

  六月二十七日,回到韶山的第三天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韶山水库游泳。水库不大,坐落在两山之间,是“大跃进”时兴建的。毛泽东下了水,岸边站着不少父老乡亲。他时而躺在水面,时而坐起,时而立起,仿佛又回到无拘无束的少年时代。乡亲们报以阵阵掌声。

  此刻,这里的人们都早已是酒足饭饱,但等着听八爷的训话了。允禩清了清嗓子说:“诸位,今天我再说什么全都是多余的,我们已到了图究匕首现的时候了!我们这些‘鱼肉’,眼见得已被送上砧板成为刀俎,就是不想跳也不行了。”他说话的语气还和平日一样,话虽尖刻,但却说得极其平和,丝毫也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口气。“八贤王”的名气,朝廷上下,人人皆知,他的沉稳平和,在朝中也一向是为人敬佩的。

  游泳完了,毛泽东来到毛震公祠。这里面已经没有祖宗牌位,毛泽东还是坚持要进去行三鞠躬礼。据陪同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主席下了车以后,大步向宗祠的门口走去。当地陪同的同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韶山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同志)对他讲,里面没有什么看的了,祖宗的牌子已经没有了。意思是说可以不进去了。主席根本没有听他的劝阻,还是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管他三七二十一,鞠三个躬再说。”“行完礼以后,主席还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还在那儿看,也没有讲话。一下子,我看他急转身往大门口走去,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讲: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②(②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0年10月。)

  允禟就坐在他的旁边。他比允禩只小两岁,可看上去却要老得多。不但又黑又瘦,说出话来也特别的老辣:“八哥说得一点不假,老四既然一心让我们过不去,那就和他老账新账一齐算吧。内廷有人送信给我说,一开春允祥就要把我送到岳钟麒的大营去。所以,这事一定要赶到正月十五之前。刚过完新正,人心正散。葛达浑管着礼部,又是文华殿的大学士,你就趁着那时候,把来京的王爷们请去。题目一摆出来,他雍正不想见也得见。”他站起身来,在花厅上踱着步子说:“我们错过了多少机会呀!圣祖殡天时,我们之中如果有一人在外面,还能让允祥到丰台去杀人夺兵权?允祥后来去哭灵时,我们要趁机大闹一场,隆科多敢宣布那份假遗诏?允禵要是不奉诏进京,而是驻在西宁按兵不动,或者带兵视事,八哥再在朝堂上一呼,他雍正能坐得稳皇位?隆科多那次搜宫,如果再早上一天,雍正还不就得当流亡皇帝?我在西宁军中时,如果狠一下心,亲手杀了刘墨林那个浪荡钦差,年羹尧也可能早就在西宁自立为王了。我这样说,不是在指责谁,而是说我们把大好的机会全都错过去了,按理说,上天早就该厌弃我们了。可是,他还在给我们机会,还在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地干下去。我们难道能再一次失之交臂吗?”

  这天晚上,毛泽东请乡亲们吃饭。既有长辈、老师、亲友和当地干部,也有老党员、老自卫队员和革命烈士的家属。

  “老九,你别再说下去了。”允禩的脸色通红,心中好像充满了悔恨,“以前种种,全怪你的八哥心太软,总想平平稳稳地干,不要弄乱了朝局。再说,我们手里也缺着一个能翻天覆地的孙大圣,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勇猛之上呀!我仔细地想过了,这次只要闹起来,就不要轻易罢手,看他雍正怎么来收拾这个混乱的局面。”

  据王任重回忆说:“其中一位老年人批评了我们湖北‘亩产万斤’的报道,他说亩产千斤也做不到。我告诉老人家,亩产万斤确实是谎报,但有少数高产田亩产千斤是真的。老人家还是摇头。饭后,毛主席又和我们三人①(①指王任重、罗瑞卿、周小舟。)谈了很久,谈了关于读书的问题,他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谈到经济工作,他强调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②(②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5页。)

  葛达浑眼睛熬得通红,他抚摸着脑门子说:“我管着文华殿,那里的太监们也都肯听我的。皇上无道,他擅改先帝的遗法,欺母逼弟,暴虐群臣,早就激起大家的不满了。可我担心的有三条:一,我们没有兵权;二,如今君名份已定,我们这样做是不是造逆?万一有的督抚要起兵勤王,我们拿什么去抵挡?三嘛,人旗旗主现在只找到了四位。这些人平日里什么事都不管,只敢在背后发发牢骚,一旦到了和皇上对阵之时,他们会不会下软蛋?这些假如不事先想好,预备得不充分,失利事小,正如九爷所说,我们可是赢起输不起了啊!”

  六月二十八日中午,毛泽东又请来几家亲戚,一起吃了午饭。当天下午,乘车离开韶山。这次回乡,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四天,在毛泽东心里却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了却了他多少年来的思乡情。一首七律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这就是有名的诗作《七律•到韶山》:

  允禟却笑着说:“老葛,你太多虑了,我们只是把这些旗主们拿过来用一用,并不是叫他们上阵的。这棋,要分作几步走呢!整顿旗务是老四亲自下的旨意,我们按照他的意思叫旗主们来京,有什么罪过?雍正整顿旗务的宗旨是两条:一条是让旗人自谋生路,接着就削减旗人的月例钱;二是怪下五旗披甲人统属不明,不务正业。我们就先从第二条做起,在京各旗营的牛录管带的名单我早备齐了。旗主一来,先通知他们去晋见各自的旗主。旗主不是能对下属施行赏罚之权吗,只要他们见了旗主,谁再说什么都没用了。这样,下五旗的兵权我们就拿到手了一半!就说毕力塔这小子吧,他是汉人,可他下边的三个佐领都是旗人。旗人一见了旗主,毕力塔再说话还能有分量吗?然后,我们再推动第一条,让旗人们反对分田自种,因为这是坏了圣祖的成法。你们别看这些王爷平日里任事不管,可他们一旦到京,又听了奴才们的撺掇,不跟着造反,那才是怪事呢?如今朝廷上布满了干柴,到时候,八哥出来一声招呼,看谁能收拾了这个局面?”

  别梦依稀咒逝川,

  老八听到这里连忙接口说:“不不不,收拾局面的应该是八旗旗主,他们要共管朝政。我们不是乱臣贼子,我们也没有篡位的心,更治理不了这个天下。应该说,天下的事情要天下公管!下五旗的王爷能来四位,我自己是正红旗的旗主,下五旗可以算是全都齐了。上三旗归雍正统属,镶黄旗是弘历,正黄旗是弘时,镶红旗是弘昼。你们一定要记住,弘时才是我们要拥戴的新主子呢?他想的是夺位,我们要的是实权。这样号召起来容易,也没有后顾之忧。诸位,都听明白了吗?”

  故园三十二年前。

  阿尔松阿说:“这好办,我还是镶红旗的第二佐领呢,明天我就去见弘昼。别看他平时不管事,可谁也不敢得罪他。前年隆科多派人搜宫时,他正在家里忙着烧丹炼汞。弘时没和他打招呼,他火了,说东华门这里是他的丹炉罡斗正位,硬是不让兵士们进去。这位五爷后来还专门去向弘时‘请教’,问为什么要打搅他的静修?弄得弘时只好向他赔罪才算了事。”

  红旗卷起农奴戟,

  允禩笑了:“那好啊,你就去和他好好聊聊,用不着扯正题,我们不要误了他的成仙之道。我这里正好有一本元版的《金丹正义》,你带去恭送给你家五爷吧。”

  黑手高悬霸主鞭。

  阿尔松阿刚随口提到了隆科多,倒让允禩心里好一阵惋惜:此人虽然被抄了家,可是京师旧部多得很哪,要是能把他也收拢过来,这是一支多么大的势力呀!就在这时,一个家人走了进来,在允禩的耳边悄悄他说了句什么。允禩高兴得大笑一声:“好,想曹操,曹操就来,这就是我们的福份,快请他到书房见面。苏奴,你是我的侄儿,和我一同去见他更好。”

  为有牺牲多壮志,’

  允禩他们来到书房时,一眼就瞧见站在那里徬惶无措的隆科多。允禩叫了一声:“舅舅安好?”苏奴也连忙打下千儿去说:“给老舅爷请安!”

  敢叫日月换新天。

  隆科多转过身来说:“不,这里只有隆科多,哪来的什么舅舅、舅爷的?不瞒八爷,我今天可是夜猫子进宅呀!”

  喜看稻菽千重浪,

  允禩一笑说道:“舅舅不说我也知道,您一定是在怪我。上次皇上派兵抄您的家时,您叫人送来十万银票让我代为保存,我却又给您退了回去。这不是我不想管您的事,而是您不该送到我这里来。您想啊,在朝野的官员们都抄了上千家了,我这里还哪有安全可言?他雍正生就的是个抄家皇帝嘛!”允禩说着话,从书架里的一本书里拿出了一片小纸递给隆科多:“舅舅,这是我在顺义置办的一处庄子,十三万本银。按例,抄家是只抄浮财而不抄祖产的。所以,我把日期往前边提了十年,您留着它预防万一吧。谁能知道,明天又会是个什么局面呢?”

  遍地英雄下夕烟。

  隆科多接过来稍微一看,就收进了怀里:“八爷,这事虽不大,可它足见你的心田,我就大恩不言谢了。说实话,我今夜冒死前来,挂念的就是那份玉碟呀。现在我的家虽被抄了,可家私还都没动。我的情形八爷心里比我更清楚,只要皇上说句话,要杀要砍还不是现成的?那时,我要这房产又有何用?可是,那份玉碟是弘时从我那里借去的,我刚刚去了三爷府,他却说是在你这里。老奴才请八爷赏脸,把它赏还给奴才吧。内务府一旦知道了,连累的人可就多得数不清了啊!”说着,他的两行老泪已经潸然而下。

  他还写了一个小序:“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其实允禩带着苏奴一块来,就想到了隆科多非要提起玉碟这件事的。不过,他可不想就这样地便宜了隆科多,倒想借苏奴之口,试一试隆科多的心事。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是前一天夜里从长沙到武昌的。

  他知道,别看苏奴这小子不是近支皇亲,可却是皇亲贵戚中有名的“闷猴”。这小子从小就聪明伶俐,善于钻营,二十多岁时就被康熙看上了。老爷子当时说:想不到我们爱新觉罗家族里,还有这样一个天才。几年功夫,这个苏奴就当上巡抚了。今天他也在这里,拿他来做个枪手,是最合适不过了。苏奴当然也懂得八叔的心思,便笑着说:“老舅爷,您要的那份玉碟,小的背都背下来了,它值得您这样害怕吗?”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共十四个:(一)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4页。)

  隆科多惊得大叫一声:“怎么你也看过了?天哪……”

  六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一行乘船离开武昌,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第二天(七月一日)一大早,乘车上了庐山。连日来,庐山一直是阴雨天,这天早上突然放晴。一路上,毛泽东心情轻松,作了一首律诗《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在几天内接连吟成两首诗,这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生涯中并不多见。

  七月二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这次会议研究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讨论的题目,毛泽东在三天前提出的十四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五个,即:(一)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二)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三)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四)协作关系问题;(五)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5、406页。)

  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这一个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得出一致的认识。

  为什么要把读书放在第一个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理论的指导,在重要的历史时刻需要总结经验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理论。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毛泽东比较看重的另一个问题,或者说更加看重的,是形势问题,作为会议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他认为形势总的是好的,而且在继续好转,这要肯定下来,同时又认为存在的问题不少。他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毛泽东提出的四个基本问题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综合平衡列在四个问题的首位,把它提到与群众路线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在指导经济工作中,历来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认为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这次突出地强调综合平衡,是经过“大跃进”的生动实践和严重教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重要变化。

  他说:“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第三个问题,今年任务;第四,明年任务;第五,四年任务。毛泽东把这三个问题合在一起讲。他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很显然,比起上一年来,毛泽东的头脑冷静多了。

  如何完成任务,有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要解决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突出农业。这一年来,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忽视了农业,吃了大亏,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著名的“农、轻、重”思想,就是这一次提出来的。以后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就全党来说,是经过反复实践而一步一步加深认识的。

  鉴于“大跃进”中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告诫说:“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昕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黔就是‘资本主义’。”“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

  除了读书、形势、任务等五个问题,以下十二个问题都同吸取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有关。

  ——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在这里,毛泽东对平衡不平衡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平衡是根本问题”。

  ——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体制问题。“‘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

  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最后,毛泽东强调了一个团结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凡遇到挫折,出现问题,党内就会产生一些意见分歧。他说:“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5—82页。)

  这两次讲话,实际上为这次会议在什么范围内、在何等程度上继续纠“左”定下基调。对问题的估计,从过去说的“一个指头”到这次的“一、二、三个指头”,也前进了一步。毛泽东希望在“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评价基础上,统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认识,把纠“左”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从七月二日这一天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始。

  当天夜里,毛泽东把十九个问题重新修改一遍,要杨尚昆印发会议,并将原发件收回。这十九个问题,归结起来,是三大问题:怎样看待形势?前段工作中经验教训有哪些?今后怎么办?这些都是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在与会者中间,看法并不那么一致。

  七月三日开始,按协作区分成六个组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建议不提“以钢为纲”,还是提有计划按比例;有人则不同意,仍然主张“以钢为纲”。又比如,有人主张不提“大搞群众运动”,有些人认为否定大搞群众运动的看法是不对的,等等。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讨论。朱德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比较尖锐的意见,“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②(②朱德在华中、中南小组会上的发言,1959年7月6日。),显然与毛泽东说的“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意见不同,但也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应。

  连日来,会议的气氛是比较轻松的,被称作“神仙会”。五日是星期天,休会一天,天气晴朗,是上庐山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与会者纷纷出游。

  这几天,毛泽东没有怎么召集会议。他批阅了一些文件,印发会议,以推动与会者深入讨论一些问题。

  七月三日凌晨一时,在入睡前批阅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在服用了安眠药以后,入睡之前,半靠在床上批阅文件,是毛泽东长期养成的一个习惯。修改这个指示稿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体现了“大农业”综合发展的思想:“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9年7月3日。)这显然比“以粮为纲”的提法更为全面。

  七月四日,要杨尚昆把两份材料印发会议,都是中宣部《宣教动态》上登的。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摘要介绍了山西、广东、北京等省市理论刊物发表的四篇文章。有的文章谈到“大跃进”中出现了某种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情况,各地不应强调建立自己的一套工业体系,不能片面强调人人都当“多面手”;有的文章指出,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有的文章对一些工业部门制定生产计划的做法,提出意见。

  另一份是《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文章认为,最近两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失调。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资源多用于基本建设,用于工业生产的比重在下降。

  这些,都是为了总结经验,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批评意见。

  七月五日晨六时,毛泽东写了一个长篇批语,并亲自拟题《粮食问题》,向与会者推荐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

  当时,粮食问题很吃紧,再大幅度增加征购指标,势将增加农民已经很重的负担,影响农业生产,引起农民不满。陈国栋建议,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对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作必要和可能的调整。调整后的数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不变。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百分之四十,农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减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报告认为,上海会议确定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征购指标为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粮食销量达到了一千零二十亿斤,显然是不合理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销售指标原定为九百七十五亿斤,还是偏大了一些,建议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①(①指协作区主任。)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

  他又提出五点补充意见:“(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3、84页。)

  粮食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制约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大问题。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一年前,他曾经乐观地认为,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国的粮食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然而,粮食的紧张情况使他比较冷静地面对现实。他在这个批语里概要地提出了解决目前粮食紧张问题的基本办法。引人注意的是,批语里的这句话:“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自公社化以来,田头、地角、零星土地,都荒芜了,谁也不去利用,或者不敢去利用。关于恢复自留地,中央虽已发了指示,但许多地方并没有落实。毛泽东看到这个问题,特地指出或者重申这些放宽的政策。这些政策如果认真得到实施,对于缓解粮食紧张状况、帮助农民度过困难日子,可以起不小的作用。

  从毛泽东批示印发这些文件看来,庐山会议的召开,确实是想冷静下来总结经验,“变热锅上的蚂蚁为冷锅上的蚂蚁”,具体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虽然有不同意见,社会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有不满情绪,但这时毛泽东并没有想要开展斗争、反右倾。

  从七月五日到十日,毛泽东还批示印发了一些会议文件。如:总政治部秘书处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中关于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中央统战部收集整理的关于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看法的材料,河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情况的报告,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优越性和改进公共食堂的报告,等等。对这些材料,毛泽东都没有加评论。

  庐山会议开了有一个星期了。七月八日上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而最后的文件,也应以讨论成熟了的问题才作决定为原则,不宜太多。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9页。)

  七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参加人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这是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二次讲话。他先讲了一下会议最后阶段的安排,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接着,他着重讲对形势的看法,对党内越来越多地提出的不同意见已表现出不满,并且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说: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

  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

  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①(①指在天安门广

  场修建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如秦始皇修万里长

  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

  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

  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

  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

  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

  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

  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

  “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

  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

  误。简单来说,就是三千万吨钢,基本建设一千九百

  项,粮食增产一倍,办公社中刮‘共产风’。这四件事

  搞得很被动。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

  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

  散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为了三千万

  吨钢,引起了各方的不满。现在我们有些被动,但也不

  是完全被动,不会因此垮台。我不相信公社会垮,可能

  垮一部分,以后再办。食堂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

  事。食堂准备留它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坚持下来,我

  都赞成,两边都支持。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

  有了。”

  谈到总路线,他说:

  “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

  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过

  去搞一千九百项基建,现在安排七百八十八个,这还不是

  合乎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一千八百万吨钢不行,现在搞一千

  三百万吨,还是多快好省。去年粮食没有翻一番,但增加百

  分之三十左右是有的。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他对人民公社的评价是这样说的:

  “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

  作化以后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

  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

  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

  了。”关于怎样看待成绩和错误的问题,他说: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

  ‘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

  不戴。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线下面。世界上的将

  军没有一个没打过败仗的。在三仗中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

  是好的,有威信。两败一胜就差一些。打了败仗,可以取得经

  验。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

  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

  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要找问题,

  可以找几千几万件不对头的。但是从总的形势来说,就是这样: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全局形势作这样的估计: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是“一个指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一谈起高指标,毛泽东总有些后悔,但他认为“大跃进”总的来说不能说是得不偿失。

  “去年北戴河会议开始,部分转入被动,特别是公

  布粮棉等四大指标,自己设一个菩萨自己拜。但我们只

  能说部分,不是全部,不是全军覆没。没有达到一千八

  百万吨钢,总还有一千三百万。北戴河会议时,人心高

  涨,形势很好。那时就埋伏了被动。经过郑州会议、武

  昌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步认识了这些问

  题,腰杆子逐渐硬起来了。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腰杆子

  不能硬的。副食品总还不够吧?肉还不够吧?北京有一

  个时期每天四两蔬菜。在这些方面腰杆子还不硬。人家

  讲这部分问题,讲的对。要承认这一部分缺点错误。好

  比打仗,打败仗是失多于得,打胜仗是得多于失。算总

  账不能说得不偿失。”

  毛泽东还谈到片面性的问题:

  “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

  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和

  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

  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和错

  误、缺点两方面来认识。(刘少奇:去年一度对平衡的

  破坏是暂时的,但建起这些厂子从长期看是起作用的。)

  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

  走的弯路。农业长期短腿,大中小结合、地方和中央结

  合等这样的问题,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还算抓得

  快,改得快吧。……但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还没

  有贯彻到底,有的还没有贯彻好,有的还没有执行。比

  如去年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或者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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