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雍正皇帝

在中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有三项:(一)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二)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我每想到那个故事,心里就有点酸恻,有点欢忭,有点惆怅无奈,却又无限踏实。

  田文镜在山西巡抚诺敏的花厅里当众宣布,他已经用钦差的关防封了藩库,并且贴出告示,说凡是缙绅商贾与藩库有银账往来的,限三日内全部结清。三天以后,藩库里的银子就要解往南京,重新熔铸。诺敏气急了,诺敏手下的那些大小官吏也都急疯了。

  会议首先讨论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

  那其实不是一则故事,那是报尾的一段小新闻,主角是王贞治的妻子,那阵子王贞治正是热门,他的全垒打眼见要赶到美国某球员的前面去了。

  田文镜所以敢这样做,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他能够凭空想出来的。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月了,在这段时间内,他三查藩库,都毫无所获。不为别的,只因为方法不对,路子不对!但是,今天他遇上高人了!这位高人,就是那位瘸了腿的、以酒色自娱障人耳目的邬思道,邬先生。诺敏可以说是手段高明,他瞒过了山西的官员,瞒过了皇上,甚至能瞒过天下人的耳目,但是,他却瞒不了这位邬先生。

  毛泽东先后听了四次汇报。参加汇报会的,除中央常委外,有彭真、谭震林、陈伯达、柯庆施、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刘澜涛、张德生、李雪峰、乌兰夫、刘子厚、李井泉、廖志高。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插话。别的人也有一些插话。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大家头脑都比较冷静,能够面对现实,和衷共济地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谋大计。毛泽东的许多插话,反映了他对当前农村形势的估计和一些政策思想。

  他果真赶过去了,全日本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疯了!他的两个孩子当然更疯了!

  邬思道这人,可是熙雍两朝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二十八年前康熙盛世之时,在南京举行过一次南闱科考。因为试官们贪污受贿,该取的没取,不该取的却高中榜首,引发了举子们闹事的风波。几百名考生抬着财神冲向贡院要打考官,吓得这些作威作福的官员狼狈逃窜。这件轰动熙朝的一大丑闻,康熙本来想大开杀戒,把与此案有关的二百多人全部正法的。可是,又考虑到那样做会牵动朝局,引起不安。这才杀掉几个为首的,其他的人也分别受到不同的处分。当然,康熙皇帝也没有饶过带头闹事的考生,其中的头一个就是这位邬思道。他受到了通缉,但是他跑了,躲起来了。后来太后薨逝,大赦天下,邬思道又遇赦还乡。几经周折,又被四阿哥胤祯收留,成了辅佐四王爷胤祯登上皇位的主要谋臣。雍正即位后,本来想重用他的。可是他说,自己身有残疾,有碍观瞻,要求退归林泉,遨游天下名川大山。雍正岂肯答应,于是,由雍正的书僮,现在也当着官的李卫和年羹尧秘密出面,把他举荐到诺敏这儿当了幕宾。这一切诺敏并不知道,他是因为这位邬先生来头太大,才不敢惹他的。可诺敏万万没有想到,这位邬先生竟成了他诺敏的掘墓人!诺敏那两下子,能骗过田文镜,骗过皇上雍正,却怎么能骗得了邬思道?邬思道扳倒了诺敏,回头又傍上了田文镜。他还和在诺敏那里一样,刚见面就狮子大张口,向田文镜提出了高昂的身价。田文镜不答应也得答应,谁叫人家比自己能耐呢?因此又引发了许多可歌可泣、可叹可悲的故事。不过,这些只能留待以后再详细地告诉大家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听取第一次汇报。

  事后照例有记者去采访,要王贞治的妻子发表感想——记者真奇怪,他们老是假定别人一脑子都是感想。

  话说田文镜拍案而起,怒斥诺敏,把在场的山西官吏们惊得呆住了。田文镜趁此良机,转过身来对图里琛说:“图大人,田文镜有机密大事,要请大人代我奏明当今。”

  毛泽东在插话中,对全国县、社、队的情况和干部队伍情况作了一个分析。他认为,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他把干部分成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取酬、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

  “我当时正在厨房里烧菜——听到小孩大叫,才知道的。”

  图里琛一直在察看着他们之间的言谈举动。他瞧不起诺敏的作派,但对田文镜擅自封库一事也很不满意。现在听田文镜要和他谈话,便说:“有话请讲。”

  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前三类在湖北占百分之三,问题严重的地区甚至占百分之几十。对于坏人,要夺权。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但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烂了的地方也是好人多。对于好人,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弄清楚问题。对于前三种人,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河南信阳地区的光山县,把坏人撤了,群众不相信,后来开群众大会又撤了一次。毛泽东强调,在这些地方,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不知道那是她生平的第几次烹调,孩子看完球是要吃饭的,丈夫打完球也是得侍候的,她日复一日守着厨房——没人来为她数记录,连她自己也没数过。世界上好像没有女人为自己的一日三餐数算记录,一个女人如果熬到五十年金婚,她会烧五万四千多顿饭,那真是疯狂,女人硬是把小小的厨房用馨香的火祭供成了庙宇了。她自己是终身以之的祭司,比任何僧侣都虔诚,一日三举火,风雨寒暑不断,那里面一定有些什么执着,一定有些什么令人落泪的温柔。

  “不,事关机密,请大人让这里的闲杂人等都回避一下。”

  讲到退赔,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定要坚决退赔。”关于自留地,毛泽东希望多留一点,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样?要大家议一下。养猪问题,毛泽东重申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

  让全世界去为那一棒疯狂,对一个终身执棒的人而言,每一棒全垒打和另一棒全垒打其实都一样,都一样是一次完美的成就,但也都一样可以是一种身清气闲不着意的有如呼吸一般既神圣又自如的一击。东方哲学里一切的好都是一种“常”态,“常”字真好,有一种天长地久无垠无垠的大气魄。

  此言一出,又引起一阵更大的惊慌。今天来这里赴宴的人们,两次遇上钦差,也两次被当成“闲杂人等”从大厅里撵出来了。但是,这次却与上次不同。人们唯恐走得不快,尤其是那些到这里捧场的绅商富户,一出花厅就找借口溜之大吉了。他们都是诺敏的债主,也是诺敏的债权人。田文镜已经宣布了封库的消息,他们就得快些回家向亲朋好友们送消息,让大家拿着债票来巡抚府衙门里兑换银子。慢了一步,田文镜把银子解走,他们手里的债券就一文不值了!不过,山西的大小官员们可都不敢走。一来,钦差还在这里,提前开溜就是藐视钦差、藐视皇上,那是要依律论罪的;二来,他们也不想走,他们都是“是非中人”,谁知道今晚这事会是个什么结果呢?从田文镜刚才的话里,他们已经感到了透骨的寒意。他们也瞧见图里琛带来的那些亲兵们,不待吩咐,早就把这座花厅包围得水泄不通了。

  最后,毛泽东说,中央和省两级要担一些责任。帮助下边,帮助好人。①

  那一天,全日本也许只有两个人没有守在电视机前,只有两个人没有盯着记录牌看,只有两个人没有发疯,那是王贞治的妻子和王贞治自己。

  图里琛和田文镜在里面说了很长时间,他们说了些什么,外边的人谁也不知道。等啊,等啊,二位钦差终于谈完了,出来了。诺敏赶快迎了上去,小心翼翼地问:“二位大人辛苦,要不要再重新换桌酒菜?”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听第二次汇报。

  图里琛没有理他,却一声断喝:“来呀!”

永利电玩城,  关于整风整社。毛泽东说,摸底排队很重要,不然心中无数。毛泽东肯定县、社、队的干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坏的,包括打进来的、变质的和死官僚。关于死官僚主义分子,上次听汇报时,毛泽东把他们列入敌人;这次改了,说他们同一、二类有所区别,是人民内部问题。讲到糊涂人,毛泽东说了一个故事。楚庄王当皇帝,三年不管事。有一个大臣向楚庄王说,有一种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楚庄王听了这话,觉悟了,开始振作起来。可见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来的。

  从京里来的皇宫侍卫们,整齐地答应一声“扎!”跪到了他的面前。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是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就不会那么办了。贵州省从农村调出来一百万劳动力,这就是一平二调的“调”嘛。北京大学五百多学生去修铁路,苦战二十天,回来后又不休整,结果一百多人发高烧,患浮肿病,后来下命令休息,病就好了。可见不要随便搞什么不断革命。

  图里琛吩咐:“今天来到这里的官员们,都不准擅自走动。更不许离开府衙。请大家暂在西边那个小厅里休息,等候传唤。”他一指跟来的亲兵们,“你们给我看好了。”回头又对诺敏说,“诺大人,你请跟我来。”

  毛泽东肯定江苏省一个报告的提法,叫作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田文镜趁机向图里琛一拱说道:“图大人,下官告辞了。”说完回头就走,看也不看一眼身旁的山西大员们。

  毛泽东说“这是个新办法”。其实,他早在一九四八年就说过:“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②中国共产党胜利地领导和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它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它能够防止反倾向斗争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避免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毛泽东为什么说是“新办法”呢?所谓新,实际上就是对庐山会议后一味反右的一种修改。

  诺敏心中“嘭嘭嘭嘭”地一直在打鼓。心想,不好,今晚可能要坏事!可是,钦差图里琛已经在前边走了,他也只好紧紧跟上。进了花厅,宾主客客气气地让座坐下。诺敏站起身来赔着笑脸说:“卑职有下情要禀报钦差大人:今天夜里太原全城出动观灯,是有些不大合适。可是,灯火既然点着了,就很可能要出点事故。比如说,一旦走水,就很可怕。您看,下官是不是要派个人去关照一下?”

  毛泽东对这次整风整社寄予很大希望。他说,只要把整风整社搞好了,转变局面、争取丰收并不困难。他认为战胜灾荒、争取丰收有许多有利条件,最主要的是,有了苦战三年的经验,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过去一搞就是几个大办。看来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过去我们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由大办工业转变到大办农业,工业发展速度要压低。

  图里琛知道,他这是要布置人马拦截要账的人。便说:“哦,不必了吧,你不是在闹市里安排了人吗?来来来,今晚难得这样清闲,我们又是初次见面,趁此机会好好叙谈叙谈也很好嘛。哎,你站着干什么?坐呀,你看,你站我坐,这不大好嘛。”

  当有人汇报说,去年农业书记会议强调发展社有经济有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断然说:“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毛泽东终于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0年春毛泽东讲人民公社过渡问题的时候,在他强调过渡的条件必须是公社一级的经济比重占一半以上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恰恰是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接着,图里琛就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诺敏说起了家常。说他怎样跟着黑龙江将军张玉祥打仗,哪一次打的最苦,哪一次受了什么挫折,哪一次又大获全胜;说他爷爷在世时,如何受到圣祖皇帝的重用;说爷爷和周培公当年怎样陈兵西凉;说周培公怎样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说降王辅臣,骂死汪士荣的那传奇般的经历;还说周培公怎样在东北布置了天罗地网的工事,使罗刹国望而生畏……。诺敏此刻哪有闲情逸致去听他说这些呀。他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围着花厅焦躁地来回踱步。图里琛看了也不理会,还是竟自说着那些没有一点用处的闲话。突然,一个兵丁从外边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一边跑一边还大声喊着:“巡抚大人,不好了,城西走水了!,,

  毛泽东在插话中提出,有些地方,县合并得太大了。从有利于抓好农业生产着眼,以小县制为好。③

  听到这声喊,诺敏好像见到了救命菩萨一样,机灵灵站了起来:“图大人,请恕卑职不恭,卑职要去察看火情了……”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听第三次汇报。

  图里琛哪能让他溜掉啊:“哎——这点儿小事还用得着您亲自出马吗?”他回头对报信的兵丁说,“你传巡抚大人的令,让附近的军士赶快到火场去。一定要尽快扑灭那里的火,不许火情再蔓延。去吧!,,

  随着会议对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逐步发展。谈到价格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提高粮食价格。这个问题,毛泽东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一九五九年十月,柯庆施曾向他提出,恐怕要考虑粮食提价问题。当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涨一点价,粮食不能涨价。”“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一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牵动太大,棉农加城市人口有一亿多。④”当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吃商品粮的一亿多人口的稳定问题,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稳定问题。现在,他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影响社会稳定,又能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只提收购价,不提销售价。他算了一笔账,提收购价而不提销售价,每年差价只有十亿元,问题不大。他说:“这样,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工农业产品不等价的问题。我们很大一部分积累是来自农民,是不等价拿来的。”

  诺敏突然跳了起来,大声叫着:“慢!”他回过头来,狰狞地盯着图里琛:“图大人,你要假借钦差的名义扣留我吗?”

  关于退赔,这一次毛泽东讲得更严厉,更坚决。他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毛泽东赞成退赔要有政策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

  “哎?诺大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啊?”

  讲到这里,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你,你,你太小瞧了我诺敏了!告诉你,我是封疆大吏,二品顶戴,你怎敢对我如此无礼?你怎敢扣下我这山西巡抚治下的文武官员?我要立刻动本参你!,,

  谈到“共产风”时,毛泽东再次承担了责任。在汇报中涉及省委作检讨的问题,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廖鲁言说:“搞丰产田、大办水利是有关部门提的。”毛泽东说:“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

  图里琛笑着说:“诺大人,你不要这样嘛。我只不过要让你和你的属下,在这里安安生生地呆上两个时辰,有这两时辰就足够了。你现在不是不明白吗?来来来,请坐下,消消气,听我告诉你。”图里琛把诺敏硬拉过来按到椅子上,“我刚才和田文镜约好了,他让我给他两个时辰的时间。说只要有这两个时辰,他一定能揭开山西清理亏空的秘密。他这个要求,我已经答应了,现在怎好再反悔呢y

  汇报当中有人说,整风过后,还要讲讲大办的成绩,还是要从“一个指头”出发。毛泽东却说:先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

  诺敏暴跳如雷:“你,你们这是通同作弊!田文镜算是个什么东西?他已经被摘了顶子,我还怕他什么?请你转告田文镜,今天如果火势不能扑灭,太原有一点损失,我就要请出王命旗斩了他!,,

  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多年来已经成为估计形势的一种思维定式,一种既定的思想框框。这次毛泽东突破了这个框框。

  看到这个情景,图里琛心里已完全明白。他平静地对诺敏交底儿了:“大人,我实话告诉你,田文镜是这样和我说的。他说:今天他在您的宴席上宣布,说他已封了藩库,还说要在三天之内,将库存银两全部解到南京。其实,这是吓唬人的,他这是在敲山震虎。据他说,今晚在座的人听到这个消息,是一定要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的。到明天天一亮,凡是手里拿着借据的人,也都会蜂拥而来的。至于国库里的银子是从哪儿借来的,他们手里的借据又是谁开的,那就不难查明了。我觉得,田某这样做也不无道理。这对于您这位巡抚大人,不也是件好事吗?你不是和我说过,说田文镜帮你洗清了‘冒功邀宠’的罪名,你对他感激不尽吗?现在田文镜干的,正是为了给你彻底地洗清罪名,你又何乐而不为呢?”

  听完汇报,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下总结经验的问题。他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一九六0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一九六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他说: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他又说,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信阳专区就是一个证明。争取明年形势好转是有条件的,有办法的。

  府外已经传来了第一声鸡叫,天就要放亮了。天一亮,山西的绅商大户们全都要来向他诺敏索命,诺敏想坐也坐不住了。最后关头已经来到,他要孤注一掷了!只听他向外边大喊一声:“抚衙的人呢?都给我进来!”

  在这里,毛泽东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这可能是第一次。

  外边守卫的军士们听见叫声,知道是这里出了事,手执刀剑长矛冲了进来。图里琛稳稳地站在门口,冷笑一声,轻轻地对他带来的亲兵们说:“你们,把自己的上衣脱掉。”

  最后,讨论一九六0年的日子如何过的问题。在讨论中,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被提了出来。毛泽东说:大家对明年要有精神准备,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当灾年过,这一条很重要。陈云接着说:明年情况不一定比今年好。我以为要抓三条:一是做好精神准备、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二是今冬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多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年春耕。三是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我以为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这时有人补充了一句: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最后,毛泽东概括为: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⑤

  这群人二话没说,“唰”地脱光了衣服,露出了赤裸的膀子,也露出了上边的累累伤疤。这些伤疤,有枪伤、剑伤、刀伤、箭伤,还有些伤是被火烧的。图里琛指着他们笑着说:“大家都看见了吧,这就是我带的兵!他们都是身经百战、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也都是经过了血与火的锤炼,见过一些大世面的人。我身上也有些和他们相差不多的伤痕,可是,我现在穿着皇上赏给我的黄马褂,如果脱了,那就是对皇上不敬。不过你们可以看看我这里,”说着他把头一偏,露出了脸颊上那道长约四寸的大疤,“这是敌人赏给我的一点记号,也是我永远也忘不掉的纪念。还好,那个凶狠的罗刹国贼子,刀头上的功夫太差,没能把我砍死。我有了今天,也才能在这里开开眼界,见识一下咱们大清国山西巡抚治下的勇士们。有种的,你们就来吧!”

  一九六0年即将过去。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与会人员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毛泽东特地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在一桌,以便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汇报会,毛泽东想直接听听他们的意见。

  谁敢来?这些亲兵脱光膀子以后,把在场的人全都吓呆了。其实,图里琛刚一露面,诺敏就瞧见了他脸上的大疤,不过,他没好意思问,也没来得及问。现在出现了这种局面,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偷眼瞧瞧院子里,只见晨曦微透,五更将到,再也等不得了。他抗声说道:“图里琛,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我要是立刻出去,你敢把我怎么样?”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第一项议程已经结束,即日起,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

  图里琛不慌不忙地说:“可以,你是开府封疆的高官,也是天下第一抚臣嘛,你愿到哪里就到哪里。可是,你的一举一动必须在我的兵士监督之下。我还可以告诉你,皇上把我们这些人从万马军中挑选出来,充实宫掖宿卫,又称‘粘竿处’卫士,不是让我们吃闲饭的。我这个钦差若是不能秉公办差,连在他们面前也是交代不了的。”

  由李富春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他说:去年计划有四条经验:一是计划不全面,是工业交通计划,忽视了农业;二是计划指标偏高;三是权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对计划的执行检查不够。毛泽东指出: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是挤了农业,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宽。

  诺敏抓住话柄了:“什么,什么?你们是‘粘竿处’的?哈哈,那很好啊。粘竿处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不说在下也明白。不就是在暗地里监察百官的行动的吗?不就是飞来飞去的蒙面人吗?当年圣祖皇帝即位之初,就曾三下诏谕,痛陈明末太监干政、厂卫祸国的史训,下令撤裁了暗地监察百官的十三衙门。你们这个‘粘竿处’难道不是十三衙门和厂卫的变种?你刚才说田文镜和你商量好了,要‘敲山震虎’。我看你们这是虚张声势!别人可能会怕你,可我山西不怕你们讹诈。你钢刀虽快,可也杀不了我无罪之人。”

  关于一九六一年钢产指标,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问题,讨论得最多。李富春汇报说,开始想搞二千一百五十万吨,后来逐步下调,现在降到二千万吨。毛泽东说:是否搞那么多,能不能办得到?首先要保证农业,而后炼钢。李富春说:下午开了个小组会,提出几种方案。第一方案一千九百五十万吨,第二方案一千九百万吨。毛泽东说:看来一千九百万吨比较稳妥,究竟搞多少,还要看煤、矿石、运输的情况。要很好地安排一下,否则还要吃去年的苦头,到第四季度扔开一切搞钢铁。我想,今年仍然搞一千八百七十万吨,恐怕也难避免去年的苦头。听说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一千八百万吨。王任重说:是中南组叶剑英提的,搞一千八百万吨钢,提高质量,集中力量搞农业。毛泽东说:我担心就是一千八百七十万吨,也还可能出现去年的紧张情况。那样搞,实际上是个浪费。有几年了嘛,一九五九年就有点紧张,只是没有去年那么紧张。去年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由一千三百五十万吨一下子提到一千八百七十万吨。刘少奇说:看来,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万吨后来又增加到二千零四十万吨,是犯了错误的。邓小平说:再加上大兴水利,大调劳力,就把农业挤了。李富春说: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基建搞多了,二是生产的面铺宽了,分散了力量。彭真说:这三年,生产资料增长了三倍,轻工业生活资料只增长了一倍。毛泽东说:总之,今年就是要缩短重工业的战线,延长农业轻工业的战线。刘少奇说:指标搞低些,努力去超过。毛泽东说:这三年都是指标定高了,后来退下来。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后从九月开始大搞,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整风反右以后,又大搞,一九六0年又搞了一年。这三年大搞钢铁,挤了农业。因此,我怀疑就是一千八百七十万吨,是否也会紧张。

  图里琛脸色铁青,一字一板地说:“诺敏,我原来以为你还是清白的,现在我看清了你的嘴脸。我也有句话要对你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不是说我钢刀虽快也杀不了你无罪之人吗?我回你一句:我刀快不怕脖子粗!至于你说‘粘竿处’就是前明的东厂和西厂,咱们也犯不着在这里较真,等以后你自己去和皇上辩明是非吧。再说,我也不是以‘粘竿处’的身份来过问你山西政务的。我是以钦差宣旨使的身份,来查明山西到底有没有亏空。如果有,为什么不向朝廷申报?如果没有,为什么要百般袒护?你应该知道,当今皇上不是可欺之主!诺大人,你要想明白了。”明代的太监干政,阉官祸国,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所谓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等,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侦察百官们的言行,和百姓们的家长里短的闲事。探查之细令人吃惊,行动之快更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尤其到了明末,厂卫势力更加猖獗。常常缇骑四出,到处逮人。有的人在半夜里被抓、被关,甚至被砍了脑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只要是一提东西厂、锦衣卫,前朝的人谈虎色变,无人不怕。雍正皇帝早在即位之前,就在自己的雍王府里蓄养了一批武士,并起了“粘竿处”这个名字。即位以来,这个秘密的“粘竿处”公开了,成了内宫侍卫的一部分。但是若把它和明代的“厂卫”相提并论,在那时是谁也不敢说的。今天诺敏大概真是急了,疯了,不要命了。就凭他说出这样的话来,雍正皇帝也不能饶他。

  对一千八百七十万吨的钢产指标产生怀疑,这是对的,但仅仅怀疑仍远远不够。当时钢铁及整个工业战线的困难情况还没有充分暴露,毛泽东等人对工业战线的困难形势完全估计不足。在钢、铁等工业产品产量问题上,他们基本上还没有跳出高指标的框框。

  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一九六一年提?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许多人说:大跃进,作为一段来算账,还是大跃进。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毛泽东又问到粮食定购问题。他说:陈伯达送给他宝坻县一个生产队的材料。那个生产队经过整风,干部作风转变了,社员生产情绪提高了,生产增加了,只要他有余粮,还是要卖给国家的。从这个材料,毛泽东得到一个启发,他希望各省市区的同志,各中央局的同志,自己去摸一个生产队,心中就有数了。他说,现在整风是整顿那些坏的单位,最好摸一个有曲折发展过程的单位,如宝坻县那个生产队,刮过“共产风”,后来纠正了,生产又上去了。

  李富春继续汇报。当讲到搞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时候,毛泽东说: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了,就看灵不灵。要收回一些权力,把权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区三级,下面收缩一下,这样,就不会层层加码了。陈云接着说:我们不是讲共产主义风格吗?集中力量就上得快,不仅省市区要通盘考虑,中央局也要通盘考虑。最后,毛泽东要李富春把今天讲的这些,明天在全体会议上再讲一下,大家议一议。⑥

  一月九日,毛泽东听第五次汇报。

  这一天,毛泽东向会议印发了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要各组讨论。鉴于几年来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作风不纯的情况,毛泽东要胡乔木仿照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对胡乔木起草的这个草案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负面作用。他自己又改写了一下。“三大纪律”,胡乔木写的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作坏事要批评揭发。毛泽东修改为:(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中第二条,经过会议讨论,修改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的修改确实简单明了,看一条就留下一个印象,使人容易记住。他解释第一条时指出,我们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是不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毛泽东抓到了干部作风亦即党风中的要害问题。

  对“八项注意”,毛泽东改得更简明了,每一项四个字、六个字,至多九个字。值得注意的是,他加了一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沿用一九三0年他提出的一个口号,今天重提,显得格外重要。他说:要强调调查研究。现在调查之风不盛行了,对很多事情发言权有了,言也发了,就是没有调查。其实,调查材料不在多,一个好材料就可以使我们了解问题的实质。整风整社有通海口的经验,现在又有信阳的经验,就解决问题了。调查材料搞了一大堆,会使人陷入材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正式下发。

  刘子厚汇报河北省在整风整社中揭发出两个县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在三类县、社、队不能依靠原来的干部,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前年庐山会议,没有意识到有百分之二十的县、社、队烂掉,被篡夺了领导权。由此,毛泽东提出不要为假象所迷惑。他说:河南一九五九年就说有四百五十亿斤粮食,实际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二百一十亿斤是假象,我们被这种假象弄得迷糊了。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要加以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抓住本质。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要反映真正的客观实际。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工作中缺乏一种谨慎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某些现象所迷惑,值得我们注意。当然,我们的认识只能大体上接近客观实际,力求缩小同客观实际的距离。⑦

  经过五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一月十三日,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他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毛泽东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⑧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问题作过许多论述,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它们绝大部分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著述,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论著就很少见了。毛泽东这篇讲话,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它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经过一段曲折之后,总结经验的产物。这个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为克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历经二十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从一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一九六0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表示完全赞同这次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全会还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全会指出,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方面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毛泽东在全会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⑨

  毛泽东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扭转整个形势的基本思路已经明确,那就是从解决农业问题入手,紧紧抓住调查研究这个工作环节。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基础。

  八届九中全会刚一结束,毛泽东忽然见到他三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早已散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在一九五九年从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的,由田家英亲自送到他手里。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对这篇文章一直念念不忘,时下正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际,真是来得恰逢其时。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以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⑩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很快组成,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领赶到调查地点。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调查组,到实践的第一线,到最基层,去作系统的历史的调查研究。重点是农村。毛泽东带头作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毛泽东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23日。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68页。

  ③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27日。

  ④毛泽东同柯庆施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