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张晓风经典散文集

  弘历一笑说:“怎么,你这位给事中想盘查一下吗?”

  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最后定稿。

  小的时候老师点名,我们一一举手说:“在!”

  雍正沉思了一下说:“你代朕见见也就是了。他有什么话由你代奏,缺什么叫他只管说。你告诉邬先生,不要存了归隐的心,天下虽然大,又哪里不是王土?”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

  再走,仍有神木,再走,还有。这里是神木家族的聚居之处。

  弘历确实是不想跟着年羹尧在大厅广众面前出风头。所以,一到丰台,他就和刘墨林一道,便装轻骑,离开了年羹尧的中军,直奔大内来觐见皇上。两人一缴旨,也就自然而然的没了“钦差”的身份。雍正是位冷面冷心的皇帝,在儿子面前更是少言寡笑,沉住个脸说话。他听完了弘历的述职,淡淡地说:“很好,简明得体。这次年羹尧代天讨逆回朝,朕是要亲自去迎接他的。你们当然不用受朕的这个礼。所以赶在前边来缴旨,这事做得很对。这一路上,你们负责年羹尧的大军供应,也着实让你们受累了。下去歇着吧。”

  这以后,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越来越升级,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厚。毛泽东的兴趣和注意力也从“四清”逐渐转到这个方面。文化批判运动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哈,我们早就知道啦,从做小孩子就知道,大家都知道的嘛!它早就在那里了!”

  允禩这番话乍听起来,说得很是平静。可细心一品,语气中却透着凶刁阴狠。允禟和他自幼交往,也常常在一齐谈论机密大事。八哥给他的印象总是那么温文尔雅,张口合口全都是子曰诗云的大道理。今天他突然变得这样杀气腾腾,毫无掩饰,一副图穷匕首现的模样,倒让允禟吃惊了。特别是他刚才提到了什么“年羹尧党”的话,更让允禟不懂。便问:“八哥,你说年羹尧……他怎么了?”

  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

  路旁钉着几张原木椅子,长满了癣苔,野蕨从木板裂开的瘢目冒生出来,是谁坐在这张椅子上把它坐出一片苔痕?是那叫做“时同”的过客吗?

  刘墨林笑笑说:“不敢,不敢,奴才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挡不起这‘盘查’二字,我不过是有点好奇罢了。皇上都称他为先生了,我刘墨林却一点不知,这岂不是一大笑话?”

  这个文件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设想:“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①(①《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1963年9月。)

  想起刚才在路上我曾问司机:“都说神木是一个教授发现的,他没有发现以前你们知道不知道?”

  八爷见他说得可怜,便倒了一杯酒给他,他接过来一口吞下,好像把一肚子怨气,怒气全都咽了下去,又接着说:“我满腔的雄心壮志,却有力没有处使。原来曾想用银子套住这老兔崽子,就把带去钱全用在向他行贿上。可他把钱装到自己腰包里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合着我把上百万两银子,全都撤在西北风里了!如今你留京师,老十发到张家口外,老十四被送到遵化去守祖坟,雍正的这一手可真叫辣呀!咱们原以为,他不过是个办差阿哥,琐碎皇帝,不懂得什么是政治。可是,咱们全看错了,也全都瞎了眼睛!”允禟说着,头一仰,盯住房顶出神,眼里却闪烁着明亮的光芒。人们不知他在想什么,更不知他是不是在流泪。

  同一天(十九日),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信里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4年8月19日。)他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②(②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转发“桃园经验”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19日。)

  我们要稻子,要麦子,要番石榴,可是,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的确也想要一棵或很多棵神木。

  允禩冷冷一笑说:“这就是那句百姓们说了几百年的老话:猪要养肥了再杀嘛。年羹尧可不像你说的那样,一直和我们作对,他早就在脚踩两只船了。康熙五十六年,年羹尧曾亲口对我说:八爷比我主子厚道,我要像对主子那样效忠于八爷。也许这话他现在可以不认帐,因为口说无凭嘛。但十四弟当着大将军王时,年羹尧和十四弟的书信往来,可是白纸黑字,想赖也赖不掉的。说到皇帝雍正,他也有他自己的打算:现在,他是用年羹尧来稳定朝局、笼络人心、粉饰太平;进一步,他就要来收拾‘八爷党’,推行他的新政。外加还有一个方面:三阿哥弘时野心勃勃,做梦都想当皇上。可弘时两手空空,又什么事也干不成。于是,他就要靠我和隆科多的势力去夺嫡。我呢?拿定了主意,且作壁上观。谁胜谁败,我全部不管,等他们斗得七零八散,收拾不了这个破摊子时,我再请出八旗旗主这些个铁帽子王爷来,再造局面,重整乾坤!鄂伦岱,你不是向我讨底儿吗,这就是我的全部实底儿!现在全告诉给你们了,你们以为如何呢?”

  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共十七人。刘少奇是中共党内享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之一。开这样的生活会,使会议参加者深受感动。王任重当天日记的标题就是“难忘的一天”。他写道:“党的领袖和他们领导下的干部在一起开党的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在全世界党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①(①王任重日记,1965年1月13日。)

  真的,我问我自己,为什么要来看神木呢?对生计而言,神木当然不及番石榴,又不及稻子麦子。

  早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关锋就在北京展览馆以“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为题发表讲演,开始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此后,批判逐渐升级。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给翦伯赞的观点扣上了“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帽子。在此之前,九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还发表署名文章《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指责“让步政策论”是“根本歪曲了毛主席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理论”。

  当我访水,水在。

  允禟和鄂伦岱听得都十分专注,想得也非常仔细。过了好久,允禟才问:“八哥所言确实全是真的,有些事还是我亲眼目睹的。但我不明白,年某曾是雍正的死党,也是我们的宿敌,他为什么要上本保我和老十、老十四呢?我还想问个明白,皇上明知他倒向了我们,却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待他呢?”

  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

  八爷亲切地走上前来,拍着鄂伦岱的肩头说:“今天是给九爷接风,怎么就说起了这些呢?来来来,都坐下来,咱们边吃边谈吧!”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我们要一个形象来把我们自己画给自己看,我们需要一则神话来把我们自己说给自己听:千年不移的真挚深情,阅尽风霜的泰然庄矜……

  弘历连忙答应,又问:“阿玛要不要见邬先生?”

  这时,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立即表示:“赞成。”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看来答非所问的话,实际上是表示不赞成。

  还有,万物皆山,还有,岁月也在。

  廉亲王府里今天也摆上了酒筵,不过却和从前大不一样。没有了高朋满座的热闹,也没有了猜拳行令的喧嚣。就是廉亲王自己,也显得那么力不从心,心情忧郁。今天皇上迎接年羹尧班师的排场,和他为庆祝大捷使用的手段,确实是让人惊心动魄,也确实是让人目眩神迷。往日,允禩这里也曾是风光得很的。可今天,这总共才只有四个人参加的家宴上,大家枯坐桌旁,喝着闷酒;老九又是心事重重,不言不语。唉,真是今非昔比呀!

  “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发出。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一天闭会了,与会的省委书记们也都陆续返回了。但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忽然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又在一九六五年元旦以后继续召开。

  十一点了,秋山在此刻竟也是阳光炙人的,我躺在复兴二号下面,想起唐人的传奇,虬髯客不带一丝邪念卧看红拂女梳垂地的长发,那景象真华丽。我此刻也卧看大树在风中梳着那满头青丝,所不同的是,我也有华发绿鬓,跟巨木相向苍翠。

  “这……何以见得呢?”

  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九月一日结束。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并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转发批示。

  坐在树根上,惊看枕月衾云的众枝柯,忽然,一滴水,棒喝似地打到头上。那枝柯间也有汉武帝所喜欢的承露盘吗?

  允禩突然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走着。他满脸的阴笑,却又不言不语,只是向坐在一边的阿尔松阿递去了个眼色。此刻,就连一向大大咧咧的鄂伦岱也惊住了。他手按酒杯,目不转睛地盯着阿尔松阿。

  孙冶方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和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他认为,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是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他围绕提高经济效果这个中心,提出了价值论、流通论、企业论、利润论等有创见性的观点。但这些观点,都被作为“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观点遭到否定。

  怎么会有一棵树同时包括死之深沉和生之愉悦!

  “雍正以诸侯之礼待他,他也便当仁不让地以诸侯自居。九爷,你在军中这么长时间,难道就没有发现他的行为反常吗?年羹尧吃饭叫‘进膳’;他选的官吏叫‘年选’;他节制着十一省的军马,想升谁、降谁,朝廷也从来都没敢驳过。为什么?一来他还有用处,二来嘛,朝廷也确实怕他!”阿尔松阿如数家珍,“有个叫宋师曾的官员,借口修文庙,一下子就贪污银子三千两。李维钧出面告发了他,原说要下大狱,至少也要剥掉他的官职。可事情闹到年羹尧跟前,年某却说李维钧是挟嫌报复。结果,李维钧被降调了两级,而宋师曾却因祸得福,连升两级成为江西道台,听说又要调他来当直隶布政使了!范时捷有什么罪?不就是和年羹尧顶了两句嘴嘛。外放巡抚的票拟都出来了,年羹尧只说了一句话,便又收了回来。还有河南的田文镜因为办案的事,和臬司、藩司衙门闹翻了。年羹尧回京时从河南路过,对这明明是政务上的事情,他也要插手。硬是命令田文镜,要他放了扣押的臬司衙门的人。你们等着瞧吧,好戏还在后头呢!”

  关于“运动性质”,“十七条”列了三种提法,只说“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对前两种提法并未批评。“二十三条”则以相当篇幅批评前两种提法,说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

  被发现,或不被发现,被命名,或不被命名,被一个泰雅族的山地小孩知道,或被森林系的教授知道,它反正那里。

  弘历和刘墨林说笑惯了,也并不在意。他也用玩笑的口吻说:“嗬,你好大的口气呀!告诉你,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不过,皇上既然当着你的面说了,我就领你去见见他也行。走,跟我到十三爷府上去吧。”

  谈到“后十条”中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

  转过一个弯,神木便在那里,在海拔一千八百公尺的地方,在拉拉山与塔曼山之间,以它五十四公尺的身高,面对不满五尺四寸的我。

  允禩格格一笑说:“拉年羹尧,你说的倒是轻巧,他是那么好拉的?现在的年羹尧与以往可大不相同了。他什么都不稀罕,也什么都看不上眼!他已经封了公爵,看得上官职吗?他手里已经有了近千万的私财,看得上银子吗?弘时也在做着皇帝梦,我也只能顺着他的梦来做自己的好事,所以弘时也是拉拢不得的。这些,我全想过了:让弘时占天时;年羹尧占地利;而我则取其中,得人和。稳稳地僵持下去,以静制动,守时待变,这才是上策!弘时虽然也有心术,可他只掌握着半个隆科多;年羹尧虽然野心勃勃,能够指挥如意,可他的身后没有财源,私财他是舍不得动用分毫的。你们且等着看,他这次进京觐见的最大目的,准是伸手要钱要粮,好戏就要开场了。”他突然回过头来看看在座的人说,“咳,我这不是越说越远嘛。今天原计划是给老九洗尘,咱们大伙要放开量吃它几杯的。可是你们看,我竟然把正题都忘了。这些事让人心里沉掂掂的,总说它干什么。来来来,吃酒,吃酒,咱们也再同干一杯,祝——祝皇上成佛成仙,长生不老!哈哈哈哈……”

  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

  人行到复兴一号下面,忽然有些悲怆,这是胸腔最阔大的一棵,直立在空无凭依的小山坡上,似乎被雷殛过,有些地方劈剖开来,老干枯干苍古,分叉部分却活着。

  刘墨林本来不想再找闲事儿的,可宝亲王既然说了出来,要拒绝就失礼了。便也只好和弘历二人带着一班长随边走边说地前进。一路上几乎看不到有行人,就连最热闹的地方,也不见了平日的那种繁华景象。刘墨林叹了口气道:“四爷您瞧,为瞻仰大将军风采,这里几乎是门可罗雀了!唉,都醉了,也都疯了!”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开展了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的批判。

  当我来到拉拉山,山在。

  允禩看了看这个兄弟,嘴角上闪过一丝冷笑说:“九弟,你没看对。雍正这种作法,恰恰证明了他的心虚胆寒。他以为,把我们哥几个拆散,就没有‘八爷党’了,就可以天下太平了。其实,他完全错了,也完全不懂治国、治军、和治人之道。‘八爷党’在哪里?在天下臣民的心里头哪!如今朝野上下,都在暗地里流传着一个秘闻。说先帝的遗诏里写的是‘传位十四子’,雍正把那个‘十’字改成了‘于’字,成了现在大家明面上看到的‘传位于四子’。只是一笔之差,他就把自己捧上了宝座。可这足以证明,他雍正的不忠;他发落十四弟去给先帝守灵,因此气死了皇太后,有人说,看到皇太后竟是触柱自杀的。不管真情如何,也足证明了他的不孝;他对我们兄弟采取分而治之、朝死里整的办法,说明了他的不仁;隆科多是扶他上台的功臣,可是,他却对隆科多百般怀疑,处处挑剔,这又说明了他的不义。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老隆给推出去,让他来和雍正打擂台。成则我们收利;败则毁了他自己的名声。让大家全都看看他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皇帝嘴脸!你们今天说,好像看着我已岌岌可危了。其实,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我此时正是稳如泰山。凭他雍正那两下子,奈何不了我允禩,更何况如今又加上了一个‘年羹尧党’!”

  宋任穷讲到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说:“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心情又激动又平静,激动,因为它超乎想象的巨大庄严。平静,是因为觉得如此是一座倒生的翡翠矿,需要用仰角去挖掘。

  允禩一边安详地踱着步子,一边听着阿尔松阿的叙述。他走到近前来插了一句说:“要说年羹尧脑后有反骨,我也不敢断言。但年羹尧结党营私、骄横跋扈、僭越犯上,那可是真真切切,不容置疑的。阿尔松阿刚才所说的事情,我全都知道,而且也都是雍正最不情愿干,却又不得不俯就了年羹尧的。其实,他们君臣之间,早已是相互利用又相互猜疑了。今儿个白天别看都装得很像那么回子事,那是在演戏,是在骗人!他们自己心里都清楚,这隔阂、这分歧已到了极点。老九来信里说,那个汪景琪被年某当成了宝贝,留在他军中养着。养这么个老东西有什么用?无非是拿他来应急!这就是年的心思。雍正这边、也并不是不知道。年给皇上呈来了密折,说你老九在军中‘很安份’。你猜皇上怎么说,他委婉地批示说:‘允禟劣性断难改悔’;年羹尧说:‘十爷和十四爷应当回京办差’,皇上却只回他了三个大字:‘知道了’。明着看,这样说是不置可否,其实是驳回去了。这次年某回京更是骄横得没了边儿,皇上派去的侍卫,他用来让他们摆队;礼部官员们叩见,他看都不看一眼;连王公大臣迎到午门外了,他还不下坐骑;到了皇宫里,就更是嚣张。除了皇上之外,不管是谁来,他都端坐受礼!要我说,这年羹尧不是昏了头,便是别有用心。”

  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所遵循的指导方针。

  再往前,是更高的一株神木,叫复兴二号。

  “不必了。你十三叔身子骨不好,朕也让他随意的。方才见了他递进来的牌子,说邬先生已经从李卫那里来到了北京。你去见见他吧,听听邬先生有什么话要说。”

  六月十一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报告。报告结束后,毛泽东作了一个简短发言。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鄂伦岱兴奋得脸上放光说:“八爷,今儿个听了您这话,可真是提神醒脑。我原来还在想呢,皇上几次找碴子发作您,您都忍气吞声地不言不语;他那里却气成了个紫茄子,手都攥出汗来了,可就是不敢动您一根汗毛。原来,你打的是这张牌呀!可既然这样,您何必不和姓年的干脆摊牌。咱们两股合成一股地和皇上干,先打他一个冷不防再说,多好的事儿呀!”

  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

  他在,我在,我们彼此对望着。

  弘历和刘墨林却步躬身,退出了乾清宫。刘墨林此次随着宝亲王出使军中,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刘墨林也觉得弘历阿哥不拘行迹,比雍正好侍候,而且弘历翩翩风度,儒雅风流,更合了自己的性情;弘历则喜欢刘墨林的机敏博学,多才多智。所以,一路上,弘历常常戏称刘墨林为自己的“给事中”。那意思很明显,是说他什么事都能代自己操心,也什么事都能替自己办。不过,这次他们西宁之行后,刘墨林倒是觉得,眼前这位四爷的心机,远远不是“倜傥”二字所能包括的。从乾清宫刚出来,刘墨林就笑着问弘历:“四爷,刚才万岁说的那位邬先生是谁?怎么万岁称先生而不名呢?”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约集康生、陈伯达、关锋、吴江、龚育之、邵铁真等谈哲学问题。当时,准备写一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题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搞了一些材料,还拟写了一个提纲送给毛泽东看。

  这一天、忙得团团转的人太多了。就说那位京师名妓苏舜卿吧,早上她苦苦地等在大路上,希望见一见她的心上人,但直到大军全部过完,也没能见到。回到家里,她就一头躺下了。她哪里知道,刘墨林此时此刻也正想她想得发疯呢。不过,他当然没有那种空闲,可以坐在大路边上,边看热闹边等人。就在大军浩浩荡荡开往京城的时候,他正和宝亲王一道,在接受皇上的召见呢。

  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

  阿尔松阿一阵冷笑后才说:“你们都只看到了今天年大将军的气势,却没看见他头上的反骨!他手中一是有银子,二是有刀子,十万大军早就不是朝廷的,而变成他的私人家当了!西宁大捷之前,他的本钱不够,还知道有所收敛。可如今他羽翼丰满,就要反过来要挟朝廷了。”

  又说:“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

  谈?有什么好谈的?说来说去的还不就是那两句话?从前倒真是这样,他们中间,说大话的人多,干真事的人少。可是今天若与以往相比,就大不相同了!这变化,只有在座的九爷心里最清楚,八爷正等着他开口呢!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了话。

  刘墨林早就急着要到嘉兴楼去了,正巴不得这一声呢,就立刻连连叩头谢恩。可是宝亲王却赔着笑脸说:“皇上日理万机,宵旰勤劳,尚且要亲自去迎接年羹尧,儿子怎敢言累?儿子觉得还是跟三哥一道,随从扈驾。等办完这事以后,皇上赐假时再歇也不迟。”

  从九日起,分组讨论新的纪要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

  老八总还是他们这一伙的带头人,他正在努力让气氛活跃一些。在八哥的一再劝说下,老九好歹总算开口了,说起了他这次西疆之行:“唉,八哥呀,你的心思我全都明白。其实,接风不接风的倒无所谓,我也不在乎这些虚套子。可是,我告诉你,我现在的心情要多坏就有多坏!自从被发到西宁后,我就想,再不济,我还算是个皇弟吧。咱们别的干不了,让我参赞一下军务什么的,他年大将军也就算给了面子了。可那个年羹尧真气死人,他用的办法也真让人叫绝!他从不对我厉颜厉色,呵斥训诫;他手下的那帮人,也从来没向我说过一句粗话。他把我当成了客人,当成了一尊泥菩萨供起来了!我无论和他说什么,他全都是一句话:‘九爷,您别管’;我想干点事,也总有人说,‘九爷,让我干’。好嘛,他这不是敬我,而是用软刀子在杀我!我没有奉旨要办的差使,却只有一个‘军前效力’的使命。他这一大撒手,反把我闹得左也不是,右也不对;怎么干都不行,不干又不合适了。我什么事情都插不上手,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敢出口。你们想想看,我一个大活人,每天闲着没事,还明明知道自己是被监视、被看管的,那是个什么滋味儿?后来宝亲王一去,我就更得靠边站着了。”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八月十七日结束,原为草案,修改后叫修正草案。十九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手稿,1964年8月19日。)

  关于工作队的任务,“后十条”规定,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刘少奇说:“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①(①刘少奇在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8月1日。)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一九六四年经济形势好转了,又出现上项目势头过大的问题。每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们总容易想把建设搞得更多一些,更快一些。这好像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时毛泽东比较冷静,针对上项目势头过大的情况,提出一个原则:“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他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财政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②(②指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这几年。①(①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

  毛泽东淡淡地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由于华北几个负责人对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建议有不同意见,毛泽东便打电话给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当时刘少奇正在昆明,随即中断行程,八月二十六日返回北京。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参谋部作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这个报告,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并催问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②(②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12日。)八月十九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联名提议,国务院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小组,由李富春等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赞同。

  从刘少奇八月一日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中,可以隐约地感觉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乃至两人关系问题上出现一些不协调、不和谐的情况。

  毛泽东说: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①(①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12月15日。)

  随后,刘少奇提出其他一些问题要大家讨论,并且说: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当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请了一些人吃饭。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

  他说:“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一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指“二十三条”)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地反映到中央。”

  毛泽东又说:“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毛泽东好像没有理会,继续说他的:“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

  此外,“二十三条”还沿用了“十七条”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四清”运动的规定。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528—533页;同前书第20册,第19—30页。)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共中央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运动实际上也就不了了之。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

  刘少奇立即表示同意:“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

  田家英参加了“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离京去广州的前一天,八月四日,曾经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专机上,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①(①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9页。)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将华东组八日讨论的意见批给刘少奇阅。华东组提出,第二个十条可以不要,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此外还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比如说要加上“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

  他说:“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这是这次会议上毛刘争论的焦点。毛泽东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了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会上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二十八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据参加这次宴请的薄一波回忆说:“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66、1167页。)

  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

  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

  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

  社1999年6月版,第34JD、341页。)

  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

  毛泽东在抓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也十分关注经济工作。他抓经济工作,主要侧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发展方针和发展目标的制定,并且紧密联系到当前的战备工作。他多次听取经济和计划工作部门的汇报,提出意见。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也高了。他说:

  刘少奇从八月六日到十六日,先后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向机关干部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并在广州修改审定“后十条”。

  刘少奇这次讲话,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和震动,对“四清”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讲话后不久,刘少奇便于八月五日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修改“后十条”,是六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的。当时决定由谭震林负责,根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和回京讲话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再次决定,“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同时又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他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6月16日。)

  “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

  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说: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我们一些大干部,如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蹲在一个小队、大队,太长了不一定有利。至少要着眼一个县,还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点的经验并不一定全面。现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现在要慢慢上来管广一些,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到里面出不来,就不好了。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5年1月3日。)

  八月十六日,刘少奇从广州致信毛泽东,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问题提出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他在信中写道:“我在几个省走了一遍之后,了解到各省对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省、地、县三级干部的认识大有提高。但是,还有一部分县委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把这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是没有决心的。另一部分县委虽有某种决心,但不够坚定,又缺少办法。此外,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区委和县委、县人委的某些人员。县委对这一部分社队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有牵连的人员,常常难于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加以揭露、批评和斗争,并且给以适当的处理。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经过湖北、湖南省委讨论,他们都赞成这个建议。在我到广州之前中南局也赞成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都照此办理。”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4年8月16日。)

  毛泽东又转到另一个问题,他说:“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毛泽东对“四清”概念的改变,是采纳了王任重的意见。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看到王任重十一月十五日在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的一个讲话节录。王任重提出,县、区、社各级机关的运动,与农村一样都叫“四清”,不再叫“五反”,中心内容都是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他突出地强调,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毛泽东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作过多次修改。在九月六日的稿子上,他加写了一大段话:

  了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

  一九六三年二月,杨献珍在高级党校讲《唯物主义引言》一课时,提出“合二而一”的概念,认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一九六四年四月,他在给高级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时,进一步发挥了“合二而一”的观点,提出:“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

  关于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刘少奇插话说: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要出。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嘛。周恩来、彭真插话介绍了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不少这一情况。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当刘少奇说到中国出了赫鲁晓夫,各省赞成我看也不容易,毛泽东接过来说:我看这个问题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毛泽东不断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似乎这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当然,他还是讲两种可能性。不过,他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出的可能性上。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几次谈到“合二而一”的问题。他说:“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东西?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最后,谈到当前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毛泽东表示:“《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写一篇报道。”①(①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18日。)

  刘少奇:“总不是社会主义。”

  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

  他一开头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六十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在北面,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越来越大。在东面,面对美国的战略包围(从韩国、日本到台湾一线),而蒋介石集团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尤其是南面,自一九六一年开始的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后来一直发展到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对国家的安全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密切注视着越南战争的发展,对战备工作作出一系列指示,包括三线建设问题、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法问题、后勤保障问题等,要求地方抓军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③(③毛泽东同华北局及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等省市负责人谈话记录,1964年8月20日。访问陶鲁笳谈话记录,1999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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