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风经典散文集,从十二月会议到六中全会

  3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美]迈克尔·H·哈特 著 苏世军 周宇 译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怎样对待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异常复杂的问题。
  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它有几百万军队和得到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没有它的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就难以形成。抗战开始后,它从对日妥协退让转为武装抵抗,从长期的“剿共”转为同共产党合作,对民众运动也有一定程度的开放。这些都是重大的转变。抗战初期,他在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会战中也有相当积极的表现。看不到这些,在抗战中不重视国共的合作,造成双方关系的破裂,那就会犯“左”的错误。
  可是,事情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即使在双方关系较好的抗战初期,他仍然十分害怕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千方百计加以限制,总想找机会加以“溶化”和消灭。对民众运动的兴起也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不愿和不敢放手发动民众,只想用政府和正规军的力量去抵抗日军的进攻,这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局势迅速恶化的原因之一。国共两党关于“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的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要是看不到事情的这一方面,忘却以往的历史教训,以为国民党已经转变得一切都好了,过分看重以至依赖国民党,束缚自己的手脚,丧失独立自主和必要的戒备,那就会上大当,就会犯右的错误。
  对应该怎样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毛泽东在抗战中期所写的《农村调查》的跋中作了很好的概括:“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这里,不容易的是怎样根据变动着的情况,灵活地处理联合和斗争的关系,怎样恰当地掌握好两者关系中的“度”。没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是很难把它处理好的。

公元1856~公元1939

  一九三七年二十二日,也就是日本向上海发动进攻后四十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周恩来在七月庐山谈判时向蒋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一件大事,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对《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的谈话,毛泽东立刻毫不含糊地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我们宣言及蒋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①“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②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蒋介石谈话中表现出的“自大主义”,表示“未免遗憾”③。他指出,现在成立的统一战线,还不是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表现在蒋介石方面的是:在抗日问题上的始终不肯接受中共反复提出的发动民众的全民抗战的政治主张;在两党关系上,既想借重共产党的力量,又不肯平等相待,对确定两党合作形式与制定共同纲领采取消极态度。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不改变,统一战线可能流于形式,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中国争取抗战胜利的责任。
  《宣言》发表一周后,毛泽东为《解放》周刊撰写《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他说:从西安事变以来,“起了变化的东西是有的,并且是很大的,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广大的民众还没有被发动,国民党的统制政策依然没有改变,从而暴露出严重的危机。“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他还提出:“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④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会见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他在答问中,充分肯定中国抗战的成绩是有的,而且是伟大的;同时也指出几个月抗战中暴露的弱点:“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⑤
  他还针对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散布“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的民族悲观主义论调,提出“克服投降主义”问题。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在对待国共关系的问题上,一种错误观点正在滋长发展。这种“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⑥。他们只看到国共两党一致的地方,而看不到两党在“全面抗战”(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和“片面抗战”(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抗战)等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毛泽东指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他说:“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⑦
  毛泽东十分警惕这种危险的倾向,并在实际工作中同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明确的斗争和必要的预防。在中央常委会讨论中共是否参加政府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只是聘请个人参加而不宣布执行抗日纲领,我们不参加”⑧。根据毛泽东等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只有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时候”,中共才能参加⑨。毛泽东还对陇东等地出现的对国民党无原则退让⑩,对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委员章乃器在上海提出的“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提出批评,纠正各根据地和救亡工作中出现的迁就倾向。对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多次指示,要求不能参加任何倒阎的阴谋活动,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⑾。“‘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我们的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还是能够干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⑿。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陷落的当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看法。
  他在报告一开始就提出“目前形势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接着说:“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但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毛泽东强调指出: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
  他在这个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他先提出了“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的任务。他是这样分析的:“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
  毛泽东在报告中,把洛川会议等酝酿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根本性问题,以更加明确具体的语言提了出来:“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他明确地得出结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接着,他又提出:“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他说:“这个倾向在现时是发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那就是指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集团。毛泽东提醒大家:“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⒀
  向党的活动分子所作的这个报告在党内引起很大的震动,并收到了成效。这个报告后十多天,王明从苏联回国了。

  我有一个背袋,用四方形碎牛皮拼成的。我几乎天天背着,一背竟背了五年多了。

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于1856年出生在弗赖贝格市,该市现在位于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是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他四岁时全家迁居到维也纳,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弗洛伊德读书时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1881年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在随后的十年中,他在一个精神病诊所行医,个人开业治疗神经病,同时致力于生理学的研究。他在巴黎与杰出的精神病专家让·夏尔科共事。他还曾与维也纳内科专家约瑟夫·布鲁尔共过事。

  王明自一九三一年赴莫斯科后一直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在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一次,他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关注。当时,苏联正面对着纳粹德国来自西面的严重威胁,十分担心日本从东面向它发起进攻,使它陷于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十分希望中国的抗日战争尽可能多地拖住日本的军事力量,减轻它在东面的危机。中国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曾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会议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国共统一战线,应该积极给予帮助和支持。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过于隔膜,过高地估计了执政的国民党的力量,主要期望由它所领导的政府和军队来抗击日本侵略军,因此,生怕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紧张起来,会使国民党退出抗日战争。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却成了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关心的焦点所在。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经着重提出: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努力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⒁他还指出,为帮助中共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必须有“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⒂这样,共产国际就选中了王明。
  王明回国前,斯大林会见他,谈话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全力以赴地坚定国民党蒋介石长期抗战的决心。
  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康生到达延安。同机回来的还有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冒着纷飞的大雪,到延安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的第一次会面。
  王明回国后只隔了十来天,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被称为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议的第一天就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它有一个书面的报告大纲,在会上另有一个口头报告。
  在口头报告中,他谈了“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即是如何巩固国共合作问题”,接着便危言耸听地说:“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
  他进一步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这些指责,显然是针对毛泽东而发的。
  他又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这些指责,自然也是针对毛泽东的。
  他在报告中还提出许许多多其他批评,例如:“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要改造旧军队,这是不策略的口号”;“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意义的”,等等。这些还都是对毛泽东的指责。
  王明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⒃
  由于王明说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那时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对与会者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民党的军队在上海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抵抗。会议期间,正好是日本侵略军包围和攻陷南京的时候,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危急阶段。许多人对洛川会议以来的统一战线工作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他在会议第三天的发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说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他说:统一战线工作“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对不同意王明的一些意见,毛泽东作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他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他说:“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共产党在八路军出动后,政治影响更扩大。在全国群众中组织力量虽不够,但不能看数量少,在群众中力量是大起来的。”他又说:“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这是只适宜国民党现时状况。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⒄这些,其实都是对王明指责的回答。
  在会议的第四天,毛泽东又专门就战略问题发了言。他说:“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在持久战中领土与军队什么最重要?军队较重要。军队失败,领土不能保。应向国民党提出保存军队是基本的,过去红军便是采用这个原则。”“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一部。”“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⒅
  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谈到过十二月会议的情况。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引者注:就是指王明)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⒆他在延安整风时的政治局会议上还讲过:“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⒇“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21)
  尽管王明的错误主张影响了不少与会者,对工作带来一些干扰,但从全局来看,它在党内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因为经过十多年成功和失败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成熟起来。王明提出的那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错误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因为行不通而遭到抵制。参加十二月会议的彭德怀回忆道:“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谓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存在;同时也区别不开谁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消极抗日的右派,谁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些原则问题,在王明路线中是混淆不清的。”“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22)所以,有些人虽在会上作了口头的“自我批评”,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去贯彻王明那一套。
  十二月会议在组织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安排: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中央局赴武汉领导南方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赴武汉同国民党谈判;由刘少奇、杨尚昆负责北方局,朱德、彭德怀负责北方军政委员会,加强对华北游击战争的领导。
  会议还决定,中央负责处理各类来往电报的分工如下:党的工作由张闻天处理;军事问题由毛泽东处理;统一战线工作由王明处理,王明外出回到延安前这项工作由张闻天负责。为准备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书记为王明。秘书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五人组成。(23)

  每次用破了皮,我到鞋匠那里请他补,他起先还肯,渐渐地就好心地劝我不要太省了。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思想是逐渐发展起来的。直到1895年才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论著《歇斯底里论文集》;他的第二部论著《释梦》于1900年问世,这是他最有创造性、最有意义的论著之一。虽然该书开始非常滞销,但是却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声望,他的其它重要论著也相继问世。1908年弗洛伊德在美国做了一系列演讲,当时他已是一位知名人士了。1902年他在维也纳组织了一个心理学研究小组,艾尔弗雷德·阿德勒就是其中的最早成员之一,几年以后卡尔·容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两个人后来都成了名符其实的世界著名心理学家。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多次致电各抗日根据地的首长,要求各地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各友军和地方士绅搞好关系,“减少磨擦,团结对敌”(24)。他强调:“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与方针。”(25)同时,他也继续注意纠正右的偏向,亲自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布告,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陕甘宁边区人民利益、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纠正了一部分干部对这种破坏活动的退让迁就,使各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
  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前往武汉,是因为蒋介石想了解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态度而特地邀请他去的。那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的大部分在南京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已先后迁到武汉。中共中央原来要王明见过蒋介石后很快就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可是,王明离开莫斯科时就已把国民党看得比共产党更重要,把武汉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因此,到武汉后就留了下来,把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由他担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他继续以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在《群众》周刊第四期上发表由他起草而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同期并发表了他的文章《挽救时局的关键》。他还到武汉大学等处作讲演,继续鼓吹他的错误主张。
  这时,国民党中右翼势力的反共活动日见抬头。一九三八年一月,国民党复兴社头目康泽、刘健群在两党关系委员会上公然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攻击八路军在华北是“游而不击”。国民党军方机关报《扫荡报》和《血路》、《民意》、《抗战和文化》等刊物,掀起所谓“一党运动”。二月十日,《新华日报》发表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对国民党这些言论提出批评。这种批评是必要的,但王明并不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义发表公开谈话,也反映了王明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心理已到了何等地步。在这以前不久,国民党还指使几十名暴徒捣毁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的营业部和印刷厂。这些事件,对中国共产党内正确认识国民党的本质是一次现实的教育。
  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的这些倒行逆施,周恩来在二月十日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对主义、信仰不欲限制各方”,“对各党派并无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对《扫荡报》言论,认为不能代表党(引者注:指国民党)及他个人”;“对政治部副部长仍要周做”。(26)以后,国民政府聘请毛泽东、博古、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七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击,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中共厉害,他的人愚蠢”(27)。
  鉴于时局中出现的新情况,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中共中央接受长江局的建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以后被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由于国民党进行的“一个党的运动”,他承认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但又认为“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须在党内外进行教育。”还进一步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28)。
  毛泽东在第二天发言,一开始便说:“我只讲军事问题,先说战争的长期性。”他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我认为过去中国抗战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只是死守一处,结果还会失守。”“正规军分为作战兵团与守备兵团。过去共产党组织赤卫队及游击队有丰富经验,要告诉全国来学习。”“战争的具体形势,内线外线的作战是互相交错的,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他说:“我同意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为争取国民党继续抗战,合作形式将来可采用民族联盟或共产党员重新加入国民党,但是要保证共产党的独立性。关于召开七大,毛泽东认为“须看战争的形势来决定”。他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大大发展党员,中央应有新的决议”。“只有大党才能提拔大批干部”。(29)
  张闻天在会上说:“历史决定了国共需要合作,两党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今天要利用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但又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复杂了。我们要看到与国民党有些磨擦是不奇怪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引导国民党进步。与国民党吵一下是难免的,但注意不要分裂了。我们无论何时不要忘记要与国民党合作,但必须时时有戒心。”“我们一方面要保证与国民党的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共产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30)
  毛泽东在会上还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但一心只看重国民党力量的王明执意要重返武汉。三月一日,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决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即回来(如估计武汉、西安交通有断绝之时则提前)。”但王明连这个决议也不理睬,去武汉后一直到六中全会召开时才回延安。在武汉,他又自行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发表。
  为什么在坚持抗日、坚持统一战线的共同主张下,毛泽东、王明之间会产生这么尖锐的分歧?王明为什么一直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坚持他那些错误主张?毛泽东后来说过:“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引者注:指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31)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评论。王明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不要得罪国民党,求得他们不脱离抗日阵营,以免苏联遭受两面作战的危险;至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却不是或很少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其实,放弃斗争,一味退让,不仅不利于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不可能使国共合作真正保持下去。
  这时,又发生张国焘叛逃事件。四月四日,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到陕西中部县参加祭黄帝陵的机会,私自逃离,在国民党方面庇护下经西安到达武汉。十二日,毛泽东等致电张国焘:“希早日归来,不胜祈盼”。(32)张国焘不听劝导,在四月十七日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十八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毛泽东要求全党把这件事作为教训:“每个共产党员应该不像他那样,半途放下旗子,要坚定政治方向,牺牲一切而奋斗到底,反对开小差。”(33)

  我拿它去干洗,老板娘含蓄地对我一笑,说:“你大概很喜欢这个包吧?”

弗洛伊德结过婚,有六个孩子。他晚年患了颌癌,为了解除病根,他从1932年起先后做过三十多次手术。尽管如此,他仍然工作不息,继续写出了一些重要论著。1938年纳粹分子入侵奥地利,由于弗洛伊德是犹太人,因此他不顾八十二岁高龄逃往伦敦,翌年在那里不幸去世。

  三月会议结束后,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苏联。由于共产国际长期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任弼时这次担当的任务是十分重要的。他不仅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详细的口头报告。他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他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报告。这些生动具体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会前,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报告抗战的形势和抗战的总结。(34)
  会议第一天,先由王稼祥作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王稼祥传达道: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他说: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35)
  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这些指示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36)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37)
  在二十四日的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共讲了五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意义;二、国际指示;三、抗战经验总结问题;四、抗日战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五、今后任务。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指示对中共政治路线的估计是“恰当的和必要的”,“这种成绩是中央诸同志和全党努力获得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指示的要点,“最主要的是党内团结”。他指出,“特别是有国际的指示,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有保证的”。他在讲话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指出武汉失守的危险是存在着的,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军事意义上讲是战略相持阶段。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力量,准备反攻。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他说:“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斗争是需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38)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强调,今后中央领导同志之间要真正的互相尊重,互相信任。鉴于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以来一系列严重违背组织原则的做法,毛泽东建议在六中全会上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
  正如毛泽东所肯定的,这次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它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六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准备。

  我说:“是啊!”

弗洛伊德对心理学做出了很大贡献,用简短的文字很难加以概括。他强调人的行为中的无意识思维过程极为重要。他证明了这样的过程如何影响梦的内容,如何造成常见的不幸,如口误,忘记人名,致伤的事故,甚至疾病。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的。这是一九二八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宣布会议议事日程。这时,传来武汉情况紧急的消息,大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一封信,鼓励他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十月四日,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由周恩来带到武汉送给蒋介石。
  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共包括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明确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它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另一方面更加进步。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他说:“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毛泽东的话使许多与会者感到豁然开朗。一位参加会议的干部在会上说:“最初有人看到《论持久战》,还不了解我们如何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此次毛的报告具体指出了过渡阶段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39)
  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自己的历史重任,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民族的历史和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他说: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0)
  这段论述是毛泽东从亲身经历中国革命失败的痛苦教训中,从同党内各种错误倾向进行的斗争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他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论断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不仅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对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有深远的意义。
  会议进行过程中,广州、武汉在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七日相继沦陷。
  十一月五日、六日两天,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
  他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他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说:“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进一步强调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41)
  他在结论中还说:“团结的要点是政治上的一致。此会上一切主要问题无不是一致的,这就保证了全党的团结。”由于这些主要问题上的是非已经分清,毛泽东对十二月会议以来同王明在政治上的分歧着重用正面说理的方式来进行总结。
  对王明本人,毛泽东采取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42)后来,毛泽东对这样对待王明问题做过解释:“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43)
  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毛泽东提出“应予平反”,没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他说: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等的处罚“皆不妥当”;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是不对的,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44)
  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全会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
  毛泽东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这次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彭德怀在会上的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45)
  在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这个会议,取得这样的成果,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46)。

  她说:“怪不得用得这么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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