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会感谢今天的自己,清明上河图

冥冥中我感觉《清明上河图》和我有一种缘分。这大约来自初识时它给我的震撼。敢于把一个城市画下来的画家,我想古今中外唯有这位宋人张择端。这幅画无比精确而传神,磅礴且深厚。当时我二十岁出头,气盛胆大,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发誓要把它临摹下来。

十年前,同事小喵准备考研。

女孩子们聚在一块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两三个一堆,四五个一群,私下里将想象中的对手攻击得体无完肤。那对手并不是固定的,今天和这个好,明天不和她好了,她就变成被攻击的靶子。女孩子攻击人的特点是刻毒、残忍,不留余地。所以一旦暗里或明里同人闹翻了,结下的就是“死仇”。当然这仇恨也可以因为一件小事就宣告化解,然后冤家又好成一团,共穿一条裤子,直到某一天再次成为仇敌。

临摹是学习中国画笔墨技法的一种传统。我的一位老师惠孝同先生是湖社画会的画师,也是位书画大藏家,私藏中有不少堪称国宝。我上中学时逢假期就跑到他家临摹古画。惠老师待我情同慈父,像郭熙的《寒林图》和王诜的《渔村小雪图》这些绝世珍品,都肯拿出来,叫我临摹真迹。临摹原作与临摹印刷品是截然不同的,原作带着画家的生命气息,印刷品却平面呆板,徒具其形。然而,临摹《清明上河图》是无法面对原作的,这幅画藏在故宫,我只能一次次坐火车到北京,去故宫博物院的绘画馆看,常常一看就是两三天,随即带着新鲜的读画感受跑回来伏案临摹印刷品。然而故宫博物院也不是总展出这幅画,所以我常常是一趟趟白跑,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因为经济拮据,不敢辞职,只能边工作边备考。

我也很喜欢说别人的坏话,喜欢和人吵架。我的特点是一旦同人吵翻,就很难和好如初,因为感到怪难为情的。好多年里,我总是想这个问题:讲坏话和吵架的激情从何而来,以至于到了七老八十,我们依然保持这一禀性?

我初次临摹是失败的。我自以为习画从宋人院体派入手,《清明上河图》上的山石树木和城池楼阁都是我熟悉的画法,但动手临摹时才知道画中大量的民居、人物、舟车、店铺、家具、风俗杂物和生活百器的画法,我在别人的画里不曾见过。它既是写意,也是工笔,洗练又精准,活灵活现,这全是张择端独特的笔法。画家的个性愈强,愈难临摹,而且张择端用的笔是秃锋,行笔时还有些“战笔”,苍劲生动,又有韵致,仿效起来却十分难。偏偏在临摹时,我选择从画中最复杂的一段——虹桥——入手,以为拿下这一环节,便可总揽全卷。谁料这不足两尺的画面上竟拥挤着上百个人物。各人各态,小不及寸,手脚如同米粒,相互交错,彼此遮蔽,倘若错位,哪怕差之分毫,也会乱成一片。只有经过临摹,才明白其中的技艺无比高超。于是画完虹桥这一段,我便搁下笔,一时真有放弃的念头。我被这幅画打败!

我隐约记得她当时的日程表:

孩子们的暑假冗长而又无聊,于是聚在一块玩扑克牌。玩着玩着就有人作弊,我同那人争执起来。在争执中,我不但将她这一次的不诚实加以狠批,还涉及她以往的某些丑行。对方当然绝不示弱,也开始揭露我做过的坏事。终于发展为破口大骂,骂了一两个小时也不住口。旁边还有帮腔的,有的帮我,有的帮对方。啊,我们的精力是多么旺盛,想出的那些刻毒句子又是多么解气!那些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讲别人坏话的冲动确实是一种无意识的发泄,其前提为自己是清白纯洁的。骂人既是攻击对方,也是表明自己——我多么好,你多么坏!对方回骂时心里则在想:我并不坏,你也不是什么好家伙,我比你好得多!总之,双方都认为自己好,对方坏,所以要揭出对方更多见不得人的事来,使对方彻底暴露。这种“同坏人坏事做斗争”的禀性形成的直接根源便是我们的文化氛围。想想我们从小看过的电影和戏剧,很多都是这种模式的翻版。

重新燃起临摹《清明上河图》的决心,是在“文革”期间。一是因为那时候天天有大把的时间,二是我已做好充分准备。先自制一个玻璃台面的小桌,下置台灯。把用硫酸纸勾描下来的白描全图铺在玻璃上,上边敷绢,电灯一开,画面清晰地照在绢上,这样再对照印刷品临摹就不会错位了。至于秃笔,我琢磨出一个好办法,用火柴吹灭后的余烬烧去毛笔的锋尖,这种人造秃笔画出来的线条,竟然像历时久矣的老笔一样苍劲。同时我对《清明上河图》的技法悉心揣摩,直到有了把握,才拉开阵势,再次临摹。从卷尾始,由左向右,一路下来,愈画愈顺,感觉自己的画笔随同张择端穿街入巷,游逛百店,待走出城门,自由自在地徜徉在人群中……看来完成这幅巨画的临摹应无问题。可是忽然出了件意外的事——一天,我的邻居引来一位美籍华人,说要看画。据说这位来访者是位作家。我当时还没有从事文学创作,对作家心怀景仰之情,遂将临摹中的《清明上河图》抻开给她看。画幅太长,画面低垂,我正想放在桌上,谁料她突然跪下来看。那种虔诚之态,如面对上帝,使我大吃一惊。像我这样在计划经济环境中长大的人,根本不知市场经济生活的种种作秀。当她说如果她有这样一幅画,就会什么也不要时,我被深深打动,以为真的遇到艺术上的知音,当即说“我给你画一幅吧”。她听了,那表情,好似到了天堂。

五点起床,看书到七点后就去上班;

除了表白自身纯洁的快感,说人坏话的另一种隐秘的激情便是“幸灾乐祸”。我曲折地影射某个对手偷窃的往事,向大家暗示,这个人向来就小偷小摸。我自己是绝不会去偷的,所以我有资格批判她。听众则千方百计打听,她到底偷了谁的,怎么偷的。然后是共同的唾弃和发泄过后的神清气爽。我们就用这种“杀人”的流言将一个小女孩孤立起来了,因为她偷过,是“贼”。细想起来,我,我们,是多么怯懦啊。将她说成贼,我便有了安全感,再次证实了自己的清白。我们在幸灾乐祸中获取良好的自我感觉,将浑浑噩噩的日子混下去。

艺术的动力常常来自被感动。于是我放下手中画了一小半的《清明上河图》,第二天就去买绢、裁绢,用红茶兑上胶矾,一遍遍把绢染黄、染旧,再在屋中架起竹竿,系上麻绳,那条五米多长的金黄的长绢,便折来折去晾在我小小房间的半空中。我由于对这幅画临摹得正得心应手,画起来很流畅,我对自己也很满意。天天白日上班,夜里临摹,直至更深夜半。嘴里嚼着馒头咸菜,却把心里的劲儿全给了这幅画。那年我三十二岁,精力充沛,一口气干下去,到了完成那日,便和妻子买了一瓶通化的红葡萄酒庆祝一番。掐指一算,居然用了一年零三个月!

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半看书;

别的小孩同人闹翻后,只要有一点小利就可以同那人和好如初,甚至更好。而我做不到这一点。不是刚刚罵了她是贼吗?怎么能和贼穿一条裤子呢?我的生硬使得我的伙伴越来越少,在学校里,在大院里,我都越来越被孤立了。他们在那里玩,但他们并不叫我,我也不好意思过去。我成了寂寞的游魂。寂寞啊,寂寞啊。有十多年,我的大部分时间就在这样的氛围里度过。而我不甘寂寞!

此间,那位美籍华人不断来信,说尽好话,尤其那句“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中国来”,叫我依然感动,期待着尽快把画给她。但不久唐山大地震来了,我家被毁,墙倒屋塌,一家人差点被埋在里边。人爬出来后,心里犹然惦记那幅画。地震后的几天,我钻进废墟寻找衣服和被褥时,冒险将它挖出来。所幸的是我一直把它放在一个细长的装饼干的铁筒里,又搁在书桌抽屉最下一层,故而它完好无损。这画又随我一起逃过一劫。它与我是寻常关系吗?

晚上七点到十点,去附近大学图书馆看书;

后来进了一家小厂,仍然孤独、寂寞。这是社会最底层的大染缸,男男女女只要聚在一块,就会叽叽喳喳地说某个不在场的人的坏话,从中获取无穷的乐趣。我当然也加入这种场合,也跟着说,以此取乐,为灰暗的生活增加一点亮色。我也知道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甚至中伤。有什么办法呢,你说人家,人家也说你。起先我以为社会就是这样的,和我童年时代的情形差不多。可是我大错特错了。这个“底层”还有一种我没有觉察到的潜规则,就是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将散沙似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像我这样傻乎乎的女孩,满脑子从家庭带来的理想主义,行为举止肯定都有悖于传统,而且口无遮拦,不知道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果然,不到半年时间我就被孤立起来了。凡有一点权势的人——小领导、办公室干部、老师傅等,一律对我白眼相向。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为什么他们在一起时有说有笑,一见我出现就全都住了口?我是扫把星吗?我深深地感到,人际关系真是个无底的黑洞,我就是花一辈子时间也探不到真相,也无法成为大众中的一员。

此后,一些朋友看了这幅无比繁复的巨画,劝我不要给那位美籍华人。我执意说:“答应人家了,哪能说了不算?”

周末全天在辅导班上课。

在后来漫长的年月里,除了两三个小姐妹,工厂里没有人把我看作一个好人。既然不是好人,就必定是有问题的人。我一直是那些领导和老职工心目中的“问题青年”、异类,因为太不会“搞关系”了。一些潜规则高深奥妙,一不小心就被我踩着了界线,众人心知肚明啊。明明对某个人恨得要死,当面还要做出巴结的、谦卑的样子去讨好,因为“谁没有缺点啊”。这是大家都懂的做人技巧,只有我不懂,我太喜欢走极端。最后我终于被那厂子开除,回到家庭——我要调走,他们坚决不同意,就开除我了。他们还用毛笔写了一个关于开除我的决定的公告,贴在宣传栏里。

待到1978年,那位美籍华人来到中国,从我手中拿过这幅画的一瞬,我真有点舍不得。我觉得她是从我心里拿走的。她大概看出我的感受,说一定请专业摄影师拍一套照片给我。此后,她来信说这幅画已镶在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她家客厅的墙上,还是请华盛顿一家博物馆制作的画框呢。信中夹了几张这幅画的照片,却是用傻瓜相机拍的,光线很暗,而且不完整。

印象里,她瘦瘦小小,永远背一个跟身形不成比例的大包,走路带风,吃饭速度极快,常常是我们刚开动,她已经风卷残云吃完了。

十年以后,我成了一名专业作家,又一次面临人际关系的黑洞。当我进入作家协会之后,很快感到当年的旧戏又在重演。他们说我“太不像话了”——实际上我从来就不像话。通过创作,我的自我意识已经充分冒出来,当年的难为情已经发展为水火不相容的憎恶。这倒不是说我已经变了,变成一个不再背后说人坏话的君子。这方面我依然没多大变化,但我的人格已经开始了内部的分裂,长年潜伏在我体内的艺术自我这个时候已占了上风,一切违反理性的俗务都变得不可忍受。我从心底感到,我是永远不可能同“他们”搞好关系的,只要同众人一道从事那些俗不可耐的活动,我就会无比地憎恶自己,就连写作都会受到影响。由此拉开了我同单位长达十年的“冷战”序幕。我成了一名特殊的专业作家,我不参加任何会议,却又在单位领一份工资。这一场黑色幽默似的争斗的结果是我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如今我已成了一名老作家,硕果累累,完全可以倚老卖老,所以单位上没人来为难我了。通过写作,我创造了另外一种生活,也拯救了自己那堕落的灵魂。我将自己的世俗生活压到最小,将艺术生活当作主要目标,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这样,不论我在世俗中有多么恶劣的表现,只要我还在创作,我就有活下去的充分理由,我的黑暗的世俗生活也被赋予了重大意义——它成了火焰的燃料。假如我不创作,我就会被自己内在的黑暗所压倒,落入度日如年的悲惨境地。我不敢说自己现在已经变得多么“好”了,但至少,因为从事艺术创作,我没有堕落得不可救药。

1985年,我赴美参加爱荷华国际笔会,中间抽暇去纽约看她,也看我的画。我的画的确被镶在一个巨大又讲究的画框里,内装暗灯,柔和的光照在画中那500多个神态各异的人物的身上。每个人物我都熟悉,好似熟人。虽是临摹,却觉得像是自己画的。我对她说,别忘了给我一套照片作纪念。但她说这幅画被固定在镜框内,无法再取下拍照了。属于她的,她全有了;属于我的,一点儿也没有。那时,中国画家还不懂得画可以卖钱,无论求画与送画,全凭情意。一时间我有种被掠夺的感觉,而且被掠夺得空空荡荡。它毕竟是我用年轻生命中一年多的时间换来的!

最后她考上了。投奔在北京读研的男友,开启人生新篇章。

现在我手里还有小半卷未完成的《清明上河图》,在我中断这幅而去画了那幅之后,已经没有力量再继续这幅画了。我天性不喜欢重复,而临摹这幅画又是太浩大、太累人的工程。况且此时我已走上文坛,我心中的血都化为文字了。

前几天我去北京,约她见面,隔了十年光阴,她惊艳到了我。除了甜美笑容脱俗气质和宝格丽小腕表,我惊讶地发现,这妞儿居然长高了。

会不会感谢今天的自己,清明上河图。写到这里,一定有人说:“你真笨,叫人弄走这样一幅大画!”

她抬起脚上的细高跟给我看,说:“你都没见过我穿高跟鞋吧?那时候不敢穿啊,走路太慢,浪费时间。”

我想说,受骗多半是因为一种信任或感动。但是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不正来自信任和感动吗?应该守住它,还是放弃它?

会不会感谢今天的自己,清明上河图。会不会感谢今天的自己,清明上河图。开启忆往昔模式。小喵说,备考那一年,是她人生最艰苦的时光,不逛街不化妆,基本杜绝社交和娱乐活动,早饭是包子,午饭是单位食堂,连出去吃个麻辣烫都是奢侈。

我写过一句话:“每受过一次骗,就会感受一次自己身上人性的美好与纯真。”

我们楼下只有一家早餐铺,只卖三种馅的包子,豆沙,鲜肉,油菜。

這便是《清明上河图》与我的故事。

我每天下楼就买俩包子,三种馅轮着买,在公交车上边吃边背单词。

后来这十年,我一次包子没吃过,想想就反胃。

每天看书到深夜,累到崩溃,恨不得有个人来一枪崩了我。

也特别迷茫,几乎每天都在想,会不会考不上,这么自虐值不值。

还好是如愿以偿了。现在想想,挺庆幸的。要是能穿越回去,真要抱抱十年前那个可怜的姑娘,谢谢她坚持努力不放弃,为今天的我受了那么多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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