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的裂缝中求生,亲兄弟借钱

腊月二十五,人们都在忙忙碌碌地准备过大年,中午,一辆红旗轿车从县政府大院开出,漫天风雪中风驰电擎,直向远郊奔去。

前言

老大很爽快,答应借给老三20万。老三喜出望外。

眼看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忽然车轮一个打滑,轿车栽进了路边深沟里,四轮朝天,车身都扁了,车里的人被车底盘压着,死活出不来,只好大叫救命。

理论上,苏联作为国家几乎向国民提供一切医疗、学校、交通、工作。赫鲁晓夫曾经郑重宣誓,共产主义将在1980年超越资本主义。然而在80年代中期,人们每一天的所知所感所尝,全是那个早年空洞的承诺。

老大签好支票,捏在手里,眼睛不看老三,而是看着窗外。老三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尴尬地等老大出手。可是,老大一声不吭,又闭上眼睛,好像睡着了。老三干着急,心里七上八下的,问:哥,你答应得好好的,还等什么?

凄惨的叫声招来了附近的村民,他们探头一看,开车的就是本县县长刘大光,于是不仅不肯动手相救,反而都忍不住破口大骂:活该!

苏联社会主义供给的东西越来越少,人们只有靠自己的朋友圈和关系网才能勉力求生。他们的生活充满形形色色的需求,并总在为此四处打探。

老大说:再等等。

奇怪啊,这是怎么回事?

1

老三把老娘搬来了。老娘温和地问老大:答应了为什么不给钱?老大说:我给了,可老三不知道怎么拿,我一直在等他。

说起来,刘大光原来就是这村里土生土长的娃子,当年他上县城读书,还是乡亲们一起凑钱给他付的学费。可没想后来他在县城里做起了官老爷,步步高升之际,却露出了忘恩薄情的劣性,又沾染上官场的那些腐败气儿,不仅不为家乡父老谋福,还想着各种法子搜刮民脂民膏。乡亲们一怒之下去县城告他,结果刘大光竟下令把领头的几个抓进公安局。乡亲们都气得咒他不得好死,所以现在看到他这副样子,都说这真是恶有恶报啊!

炎炎夏日,库尔斯基火车站的玻璃墙面赫然耸立,等车的人群挥汗如雨。车站候车厅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纪念盒,坚实而宽敞,光鲜而现代,甚至带着空想意味,设计风格透着前进步伐。好一个前进步伐!玻璃墙面映着旅游者和流浪者的身影,那是一群小商贩、讨生者、投机者和侥幸者,总之,他们是苏联发达社会主义下的奋力求生者。馅饼?啤酒?冰淇淋?活鸡?全都有,在玻璃幕墙跟前或远或近的地方,就摆放在车站和一列列待发列车之间的空旷站台上。

老娘把老三拉到院子里嘀咕一阵,回来后,老三说:哥,我给你写个借据吧。老大说:咱一个娘生的亲兄弟,写啥借据呀?说完,他又一动不动闭上眼睛,连老娘也不看。

而此刻,刘大光在摔扁了的车里正使劲挣扎着,听着身边老婆孩子的哭声,他心里急得直冒烟儿,忍着痛朝车外大叫:你们快来救人啊!可是他喊哑了嗓门,就是没人理睬。他明白过来了:今天就是任自己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来帮忙的。

从这里开始,一条条铁路线悠远地延伸到位于南部的偏远城市,抵达巴库、第比利斯和克里米亚。通勤列车从首都出发,驶向一座座村庄、一栋栋乡村小屋和郊外度假屋。夏日来临,人们成群结队地乘坐通勤列车拥出莫斯科,纷纷前往夏季度假村和纳凉避暑地。

老娘领着老三走了,拜访了几位长辈,才算明白,带着纸和笔又来见老大。这一次,老三在老大办公桌上亲手写下借据。

眼看着天色渐渐暗下来,耳听着车里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弱,黑压压的人群里走出来一个庄稼汉子,朝大伙儿挥挥手说:孩子毕竟没错呀,见死不救我们还算人吗?说着,便跳下沟去。

莫斯科的火车站大多破旧不堪,让人绝望。人们席地而卧,身下铺着摊开的报纸。候车厅就是一个个苦难区域,酒气熏天,烟气刺鼻。但库尔斯基火车站在20世纪70年代得以重建,被改造成一座标志性建筑,远非各个苦难区域所能相比。它是一种制度的纪念碑,这种制度喜欢生硬而有形的自我庆祝。这样的庆祝遍布苏联各地,透着意识形态,带着一个个巨大的惊叹号庆祝党和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

老大审查一番,说:还款日期,无论如何不可漏写。

这汉子姓牛,年纪虽轻,在村里却特有威望,大伙都管他叫牛头。乡亲们毕竟是善良之人,一些年轻力壮的便都跟着牛头跳下沟去,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动手,终于把轿车翻过个儿来,牛头便用力去拽车里的女人和孩子。

但在大多数匆匆走过的人们眼里,这些纪念碑不再耀眼,不再醒目,甚至不如一根灯柱或一棵小树。一如往昔,建筑风格硕大而壮观,但意义荡然无存。事实上,在库尔斯基火车站进进出出的人们,早已不再关注苏联所呈现的那些陈腐的标语和空洞的现代化。他们和国家之间有了罅隙。他们不再相信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他们知道,尽管这个国家的制度声称自己十分伟大,但它早已停滞不前,从内到外腐朽不堪。

老三就补写还款日期。

就在这时,只听哐啷一声响,刘大光自个儿撞开了车门,人从车里摔出来,在地上滚成了一堆雪泥。老半天,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望着周围的乡亲们,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什么话都不说。人们把女人和孩子抱上公路后,牛头就去拉刘大光,可他一动不动,山似的僵在那里;再猛一拽,他竟轰然倒地,却仍保持着那下跪的姿势。

人们花了半辈子精力,去努力克服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尽力弄到一块肉,或者是一双靴子。他们能活着,多亏了规模庞大且不被政府承认的第二套经济体系灰色经济,好歹让艰难的生活有了一点缓冲。

老大再审查一番,问:不按时还,或者久拖不还,怎么办?

县长刘大光死了,没人觉得可惜,也没人为他伤心,这事转眼就过去了三十多年。

2

老三又补上一句:拿房产作抵押。

这年盛夏,年过七旬的牛头为乡亲们手里的白条一直不能兑现的事儿,领头闯到了市政府,点名要见市委书记,可门卫就是不让进。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里面走出来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十分关切地问:有什么事吗?

伊琳娜马卡罗娃既知道现实,也懂得谎言。伊琳娜是一个年轻而活泼的教师,齐肩黑发烫成了时髦的发卷。她戴着墨镜,在库尔斯基火车站外喧闹的人群中穿行。她一只手拉着四岁的女儿,另一只手拎着一个鼓囊囊的红色帆布包。

老大推一盒印泥给老三,老三按手印,再推印泥给老娘,老娘按手印,按在见证人上。老大捧起借据,吹了吹,放抽屉里,支票交给老三,摆摆手,老三走了。

门卫赶紧报告说:这帮农民要告状,他们不去信访办,偏在这里闹着要见您。

那是1985年夏季里酷热的一天,她对库尔斯基火车站现代化的外墙懒得理睬。她没有留意党中央的通告,新制订的五年计划,或是农民们兴高采烈准备丰收的可笑的电视报道。那一切离现实生活很远。在家里,在厨房,他们曾经不停地谈论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但在此刻,她既没有停下脚步考虑政治,也没有担心未来。她担心的是水。

老娘不走,说心里凉,腿也凉,不会走路了。

原来这位年轻的女同志就是市委书记!

伊琳娜拉着女儿的手,走向喧闹的站外小广场。她强忍着恶心走向一台硕大的灰色售卖机。售卖机大得像一台电冰箱,人们共用一个脏兮兮的广口罐饮水。以前,这台售卖机号称配有真正的玻璃饮水杯,带小型独立凹槽,人们可在此洗漱,投入硬币,看着硫化净水流出。玻璃杯后来被偷走了。有人便换上了广口罐,这是一只装蛋黄酱的老旧广口罐,瓶颈处系着一根积满污垢的绳子。大家都用这个罐子喝水。她多希望能直接走过去,希望老想喝水的女儿别把她往系着污绳的罐子那边拽。

老大取出借据,撕得粉碎,这才说:娘啊,借据是一盏路灯,天一黑,它就亮起来了

女书记很严肃地对门卫说:老百姓来找我们反映问题,这怎么是闹呢?哪能把人家拦在这儿?她向牛头他们招招手,示意大伙跟着她进院子里去。

火车站里凉爽而阴暗。她找到了前往库帕夫纳的购票队伍。那个小村庄遍布夏季度假屋,远离令人压抑的大都市莫斯科。库帕夫纳是他们的避难所,但要逃离城市并不容易。那意味着拼抢、推挤、程度不算严重的非法手段,逮着什么算什么。排队购买前往库帕夫纳的车票算是第一关。孩子们闹个不停,乘客们被挤着往前移动。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她甚至闻到了肥皂味儿。就是那种褐色的饼状肥皂,洗什么都得用它,衣服,碗碟。

于是乡亲们跟着女书记走进了市委大楼。他们有些激动,市委的楼比县里的、乡里的都高,咋高楼比低楼还容易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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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书记很亲切,一脸笑容地亲自给每个人让座、倒茶。大伙屁股还没坐稳,就开始嚷嚷起来,女书记说:大家别急,有事儿慢慢说,有啥说啥。于是牛头就代表大家,一鼓作气把当地干部的所作所为来了个兜底翻。

售票窗口高得没法形容。不过,既没有人往里看,也没有人往外看。每个窗口都遮着一道褪色的、肮脏的百叶窗,只在底部留有一块兔子洞大小的拉板。当局不希望满肚子怒气的乘客往里看,因而用看不透的百叶窗将一张张疲惫的面孔挡在了外面。通过兔子洞大小的开口,伊琳娜看得见售票员的手,却看不见脸。两张前往库帕夫纳的票,每张十五戈比。

女书记久久不语地坐着,然后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步,她转过身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大家,目光像利剑,英气逼人。可是看着看着,她竟流起泪来;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突然她啪地给这些来告状的乡亲们跪下了。

再来看看大门吧。候车厅十分宽大,天花板很高,玻璃墙很高,面积也很大。人们显得畏畏缩缩,仿佛一只手从天而降,扼住了他们的脖子。有四扇大门通往不同的铁轨,但三扇都紧锁着,于是人们从这一扇门里往外推挤。伊琳娜挤了出来,迎着明亮的阳光,走向那一长列等着上客的墨绿色火车。就在转向列车的同时,她看见了。

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哪见过这样的阵势?他们一个个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该咋办,连牛头也愣在了那儿。

卫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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