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阅读,狗日的文学

一说狗日的,肯定是粗俗,农耕糙文化。但这话不是胡说的产品,咱也是引经据典的,话有出处。

近几年听年轻教师的课,特别是他们执教散文、诗歌、小说文学作品时,往往是先让学生速读一遍课文,就紧接着解读文本了,至于作品的情感倾向,精美的语言品味等等,没有让学生多读多静心沉思,就滔滔不绝地解析文本了,我觉得很是遗憾可惜。

台湾作家朱天心《三十三年梦》在大陆出版,她在上海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她谈了台湾的年轻人、杨德昌、孩子谢海盟,批评了两个文化名人,当然,也谈了文学。天心觉得,认真的写作者,像恐龙一样,濒临绝种了。

狗日的文学,是陜西籍著名作家路遥的语录。

我认为:文学作品的阅读教学,应该先给学生充分的阅读时间和阅读体验,能让学生在阅读后对作者或作品产生一种情感共鸣与碰撞,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借助阅读与自己对话,甚至对学生的精神世界和生存意义起一定的指导作用,产生一种正能量。从而达到切身理解文本与作者思想感情倾向的目的。其次,必须教会学生阅读文学作品,品味文学作品的思想、写法精髓。这必须在平时的教学中指导方法,需韬光养晦,慢慢给养。流年似锦,水如缎

从《击壤歌》直到今天,天心的天真勇烈一以贯之。该做的要做,该得罪、该决裂的,也绝不含糊。

路遥的名字,恐怕现在社会上逐渐进入江湖主流的80后,90后们是陌生的。路遥的作品,年长些的或许有模糊的记忆,如《平凡的世界》《人生》等。

昨天晚上,喵喵或蹲或立,凝视一个地方很久,其实,上面什么都没有,喵喵看那个地方多久,我就看了它多久。给它拍照转身回望我的时候,眼神是那么寂寞。猫咪真是一种神秘的动物,离它越近越爱它,却越不了解它。或许,它只属于自己,属于孤独。这个世界和它有关,又仿佛与它无关。

朱天心:有人说我们是文学界的大小S

记得路遥,是因为我看过人生改编的电影。故事也简单,一个叫高加林的农村后生,有了文化后,进城还是回乡,村里有爱他的女娃,城里又有中意他的姑娘,很烦很纠结很难下砝码。没有重彩浓墨,淡淡的写意画,定格了一个社会变革阶段的人脸。文学这个玩意儿,和绘画和建筑艺术不同,人家是画皮留骨的,文学是钻进肚皮里切脉络,找神经,把时代的骨髓和血相留住了,也即准确表现了时代横断面。这就是文学的价值所在吧。

采访、文 | 郭玉洁

路遥的才华横溢,可惜他英年早逝。1949年生,1992年就因病归西了。在中国文学界,他走的有点过于仓促,不然一定可以成为巨匠。现在文坛上号称巨星闪烁,阿猫阿狗只要讨人乖巧的叫几声,有插翎子的捧几下,巨星的商标就可以沾上。于是就能有了名片上写不完的衔头,出场费也有了明码。

奇怪,天心比我记忆中娇小了一些。有一瞬间,我眼前闪过在台北第一次见到她时,好像看到月亮的光华。现在上海已经进入最难过的季节,天心裹着深绿色的毛衣,清晨犯了鼻炎,不时仰起头,用手轻轻拍打鼻子,又急忙用浓重的鼻音把话题接下去。她仍然把一切和盘托出,毫无保留。眼睛仍是圆圆的,永远好奇、认真地睁大了。这样的眼睛里,的确揉不得一粒沙子。脸上的雀斑,她说,是来自宿迁朱氏,父亲朱西宁的家族。

路遥没赶上好时光,如果他活到今天,一定不会骂出狗日的文学。他走了后的20多年的世界,是他梦不来的风景。他若活到现在,估摸着有两种结果,一是更加深沉,当年笔耕的辛苦,呕心沥血才让它短命。今天的故事,上心的作家得把肠子肚子挖出来祭笔。也许能写出惊天动地的力作。还有种可能,路遥或许彻底抛弃了狗日的文学,在作协的写字楼里弄到一张很大的班台,有衔有车有秘书,笔墨生金,坐台就有出场费。他有条件啊,陜西的大作家其次,关健他在50年前还住过梁家河的窑洞,和大大彻夜倾心相谈过的,那是不一般的情分啊。

1977年,天心19岁,在高中毕业等待进入大学的暑假里,写了长篇散文《击壤歌》。出版的第一年,就再版十多次,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读本。我没有问她张爱玲所说“出名要趁早”的滋味如何,但记得她谈起当时的“乡土文学”论战,在那场论战中,她和姐姐朱天文的作品被称为“闺阁文学”。早早到来的批评和赞誉,让她得出了自己的文学结论:“如果十七八岁的时候,你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十七八岁——尽管那很贫乏,很小资,你怎么可能去面对自己的五十岁,六十岁?我们只能选择诚实地去写作,哪怕这个题材是很小的。”

少年才华毕露,也不是什么好事情。活40岁的路遥太惋惜了。功不能尽使,力不能尽用。做文学是熬心的事,笔下流出的不是黑字,是感受了社会现实后,加了心血炖出来的情感和精神。你看中外历史上的大文豪,俄国写《当代英雄》的莱蒙托夫,还有我国唐朝不逊于李白杜甫,号称诗鬼的李贺。都是少年才气闪耀,声闻大地,可怜都是活了27个华年都撒手人寰。所以,聪明人千万不要做文学,上了这条道的不是一根筋,就是神经病。若有这份心力,股市上弄钱,或者弄个干部,上好的日子过。

年少成名,也使她永远留下了一个少女的形象。从此人们得知天心恋爱、结婚,生孩子,“从愤青到初老”,但那最初的形象一直让人恍惚觉得,她是个妹妹,而不是“天心老师”。

狗日的,这是句骂人话。可在山西陜西等北方省份,在村街在家户,这句话是常挂嘴边的,不一定非是恶毒的攻击,多是不如意的发泄。

2015年,天心出版《三十三年梦》。她以京都的31次旅行为主要线索,回忆1979年以来的生活。读了这本书才知道,除了私人生活,与诸多文化名人的交游,原来朱天心还做了那么多事,她在台湾的民主转型中加入了“第三种势力”的社会民主党,四处演说,几乎要去参选,更不用提近些年她投身的动物保护运动了。就像她在采访中所说,“我还非常愿意反复接受现实的打磨,时时接受它的考验”。

路遥的原版,狗日的文学这句话,据传是源于他的文学作品获奖。作品在北京被评了大奖,按说是应该高兴的跳起来的,他只高兴了几分钟,马上眉头皱起了。原因是,一分钱还难倒英雄汉,去北京一个来回,汽车火车还有旅馆费,好大的一笔钱呢。路遥愁坏了。最后还是同胞兄弟给他帮助了几千块。在临上火车的时候,他不知道是怎样的心情,憋出一句,狗日的文学。是的,麻烦的根源就是喜欢了这种又恨又爱的码字营生。

《三十三年梦》在台湾激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天心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两个文化名人,詹宏志和吴念真。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天心认为,是她从不隐讳的外省人第二代的身份。

文学这种东西,太入戏了伤神伤心。作家为什么是神圣的名号,胡说以为这个名号是仅次于佛爷和菩萨的。佛菩萨自己艰苦修行,读懂了世界,后来把自己也搞明白,觉悟了以后就普渡苍生,用心来启发大众,减少挫折,减少灾难。作家呢,做的是灵魂加工的活儿,挖苦心思的呼吸现实的气味,把这些灰白的生活还要加料做菜,讨好的编成一段段故事,给俗世男女做出一道道文化餐,让人们透过迷雾看到现实的本质,把美好和正能濡化到人的心间,把历史定格在一面。辛苦吧,狗日的文学。

从《击壤歌》直到今天,天心的天真勇烈一以贯之。该做的要做,该得罪、该决裂的,也绝不含糊。采访和整理中,常常替她担心:这段要不要删掉,会不会让她得罪人?但又一想,她都写在书里了,她都不怕,我何必替她审查?

作家,概念细掰开说,就是创作是专业,发现是本分事。这种行道的残酷性就在于和别的职业不同。一种事业的深化成功,就在于一根触须的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坚韧必有成就。作家不是。作家是天然的操闲心,像海里的水母一样,长着无数根的触须,扫描全方位的动静,与己关系的事,不相干的风吹草动都走在心里。外界一丝一缕的情感,自己憋在那里会掰扯成千丝万缕。然后写成诗,编织成故事,给作画编舞留下想象,再弄成哭笑哀乐的戏剧让人们欣赏。所以文化对人来说,是逃不脱的熏染。吃饱喝足的,肚皮欠缺的都得去文化。文化呢,得先有文学加工了灵魂,然后再披上戏剧,绘画,书法,舞蹈,音乐等外衣,现在时髦了,动漫,游戏,呵,掉到地上,大众共享。娱乐死了,是你自己的责任,电影局文化局蛋的过失找不着。人类演化的各种艺术,说来说去,文学肯定是艺术之母。作家的角色,和丑陋的老母亲一样,孩子一个个长的漂亮俏俊,自己却辛苦的老迈。你看古往今来,遇到讨厌文化的皇帝,从秦皇到清祖,首杀的就是码字的作家。遇到歌舞升平发财的年代,作家是鸡身上的肋骨。所以,路遥为什么说狗日的文学,大概是发泄存了好久的郁闷。亲爱的路先生咋死的,他是肝硬化肝腹水,一直心里不痛快,把人间的戏变成自家的戏,陷进泥沼里出不来,呜呼哀哉了。哼,狗日的文学确实害人不浅。

有人说,台湾的文学就是三个三姐妹。宋氏三姐妹,施氏三姐妹,朱氏三姐妹。这当然是笑谈了,只是台湾文学曾经有过耀眼的时刻,现在却不是好时候。天心觉得,认真的写作者,像恐龙一样,濒临绝种了。

好在改革开放了,怀旧文学,伤痕文学,热闹了多少年,一下子又被互联网捏住了麻穴。码字的杂志、报纸突然变成没多少人带见的丑小鸭。谁还顾得上思想,游戏足够耗时间,全社会的男女都忙着发财挣钱腐败。除了作协那些个老码字匠关起门来自娱自乐,作家成了最不称钱的浑号。谁要再靠码字去养家糊口,方便面必须是家常便饭。有了视频,有了随手的自媒体,厕所也可以编出喷饭的段子,要作家何用?会逗人笑的,长两条好大腿就巨星了。狗日的文学,路遥真有先见之明。心脏跳动就好,温柔躯壳了,灵魂有没有真无所谓,只要眼晴是雪亮的,走在路上别错过掉在地上的金子。

朱天心。

作家,文学,狗日的骚动越来越少了。谁敢说文化沙漠了?可是闹艺术的越来越多了。书法家,歌唱家,画家,舞蹈家等,大师遍地走,专家教授多如狗。这些快乐艺术好啊,开心鸡汤,可以设计金银杯子玩奖场,可以复古跪礼收虔徒,多好玩儿啊。码字的傻子廖若晨星。况且,码了谁看呀。码字的事情是掏心挖魂的,经常把藏在骨子里的肮脏抖擞出来,给美丽的世界扒出粪来,尽是制造烦恼的多不好。想码也行,你看现在诗人满天飞,风花雪月,圣贤赞歌,或者跳进林妹妹葬花的河里,或者爬进皇家皇妃的坟墓堆中考古,学习人家二月河。呵呵,狗日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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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狗日的,虽然它是千秋万代的东西,虽然它说起来是民族的气,民族的魂,可它弄不来鸡的屁,它似乎和每个人家过的好不好沒任何毛关系。我们有的是世界顶尖的高楼大厦,有足够宽的大马路。

正午:我在2007年采访过您,那是我第一次去台湾,见到了很多人,其中跟您的交谈让我蛮震撼的。因为当时两岸还没有“三通”,很多大陆的知识分子、媒体人,包括我在内,对台湾非常好奇,也有很多美好的想象,交谈也是谈好的方面。但是您讲到两件事,一是选举操弄带来的省籍矛盾,在台湾岛内造成撕裂,二是19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中,政治正确带来的文学风气。这两件事情,让我在看待台湾的时候有了不同的眼光。

或许也有一天,我们也会突然意识到,狗日的文学,也许就是山寨壳子里的软件。那个忽视了的中国芯,要比高大的骨头架子重要的多。

现在已经十年过去了,我想先请您谈一下这十年台湾的变化。文学先不讲,在您看来,台湾社会的撕裂、内在矛盾,是变得平淡、遗忘了,还是变得更严重了?

狗日的文学,你是什么命呢?

朱天心:政治上的操作从来没有放弃过省籍议题,只是说可以叫得动的人有多少。那其实对大部分的人,尤其中年人,操作省籍不是那么有效了。现在叫得动反而都是年轻一代,就是30岁以下,三年前的太阳花世代。他们以前从来不投票,有些人是年纪太小,还没有投票的资格,有投票资格之后也非常的冷漠,可是在政治操作之下他们会非常热情。两年前的选举,他们在脸书上、网络社群上会讲说,回家去请你家那个被洗脑的——已经都不说父母——请你家那个被洗脑的去吃个饭吧,让他们忘记要去投票。就把我们这一代看成是被国民党洗脑了。

那时候我很想写一个文章,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一代才是最不容易被洗脑的。简单讲,看过国民党干好事,也看过他们干坏事。民进党成立前后,我们也看过他们为理想、生命、自由、青春一坐牢就十几年,可是到陈水扁时代,他们执政以后那种吃相不手软,完全不逊于国民党。他们的好坏我们都看过,所以要来跟我们神圣化一个政治人物,没那么容易。

可是下一代没有经历过这一段,他们崇拜的政治人物怎么说,怎么解释历史,他们就怎么相信。我觉得他们才是被洗脑的一代。这不是世代差异,而是有一个背景在。二十几岁这一代,还处在不大需要被现实考验的时候。他们的上一代,也就是我们这一代,在经济上是世界性的,好比美国婴儿潮或者是日本经济,都是搭着经济起飞的车。不要太恶搞的话,大家都有房,有车,有存款,有退休金,什么都很好。所以子女二十几岁,要是嫌工作收益太低,还可以暂时不工作,不管是躲在学校或就是什么事也不做,都可以,不大需要接受现实的压力,那对政治的激情就更纯粹。虽然说就比例来讲人不多,可是动能很大,而且他们都使用社群网络,那个互相激荡的能量是非常强。

可是其它世代,我觉得整体台湾是很疲倦的,非常的疲倦,非常的虚无。也会认清说其实台湾,它的前途也好,大事情也好,不操之在我们了。你认真想也没用,所以索性很多人就不想了,处在一个非常非常疲惫的状况。

正午:之前唐诺老师讲到,对文学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读者的流失,尤其是年轻读者的流失。这是世界性的现象。可是听您这一讲,在台湾是不是也和社会环境有关系?年轻人不再想听、或是在抗拒很多东西?

朱天心:是,他们就不相信现在握有权力、握有资源的人的一切作为,一切说法。像我,曾经被你们所说的70后直接问过,说我们的资源都被你们占尽了,我们的钱都被你们赚光,位子也被你们占光光。我说你去问其它人啊,你不觉得你刚刚说的三个在我身上都毫无发生吗。Ta说,你是例外了,可是我们都被你们这个世代给占光光了。确实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心境,在阅读上也一定就是。

我曾经去北一女演讲,那是一个精英学校。讲完以后就有两个学生推推搡搡地来问我,想要我推荐书。那我觉得推荐书是很荒谬的,因为面对一个书墙,其实是最好的探险。这个看两页不行,喜欢的就看,那是最大的乐趣。怎么,学校没有开够书单吗?可是她们好像不得到我的答案就不走。

我就举了我觉得最容易的作家,张爱玲吧,张爱玲的容易看。两个互相看一眼,张爱玲不是死了很久吗。啊,死了就不用看了。我说那就讲一个活人吧,白先勇,因为白先勇推青春版《牡丹亭》,推得很热情,在各个学校演讲,我想这个总该听过吧。她们又互相望一眼,白先勇不是个老头吗。

所以更不要说那种死了老久的托尔斯泰,他们好像只想看、只信任至多大他们五岁的,对他们出生之前的事情毫无兴趣,觉得不必知道。或是你不存在在网络上、你不在脸书上活动,ta就觉得这个人存在吗?

可是写作不像其它的运动,二十几岁就退休,体操选手、网球选手,不是这个。只要脑子没有坏掉,可能四十、五十岁才是盛年,甚至有的作家写到七十、八十岁。要是抱着这样的心情,那第一个就是大量流失读者。我是比较悲观派。

正午:那您怎么面对这种状况呢?不再寄希望于年轻的读者吗?

朱天心:当然还是反求诸己,我不会选择说负气地,你们既然不看我就不写了,倒不会这样。像我们还在认真地写的人,已经非常少,快濒临绝种了。我会把它形容为像恐龙,你就还是在,还是活着吧。有一天不知为何,他们突然很想看恐龙的时候,不用翻图鉴,不用去博物馆,不用听别人说好像曾经有一种什么动物。你还在这儿,他们还看得到。我不晓得这阿不阿Q,可是对我自己来讲的话,只能这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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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您在《三十三年梦》里批评了两个昔日的朋友,也是文化名人,詹宏志和吴念真,这在台湾好像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朱天心:这两个其实是我的老朋友,詹宏志到现在还是对我非常好,他也很不解。我听他告诉很多人说,我不晓得哪一点得罪天心。那我觉得写出来,也是交代我何以如此。因为还是有很多热心的朋友,像张大春,整天就是想要请一桌酒,糊里糊涂好像把我们送入洞房一样,喝了个酒两个人就恢复。

我觉得不是这样。就像有些夫妻,感情也许还在,但是你发现说当初认错人了,并非想象的那样的人,那我们就分手吧。对不起对不起,误会一场,那就这样吧。可是我只是写公共领域部分,而不涉私的。

像詹宏志,他曾经是城邦的董事长,城邦是台湾前后十年最大的出版集团。台湾的出版业薪水是非常低的,大部分的员工拿很低的薪水,只不过存着理想性,还存着一点善念,像大学时候做校刊一样,很认真在做。可是詹宏志为了鼓吹网络,说网络才是真正的民主,而编辑们都是霸权。他对着商业的时候,非常地以文化人自居,像文化英雄一样,可是私底下近乎奸商,对文化人,包括作者是非常非常地尅扣。在员工和资方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他也一定站在老板那边。这个断裂我是非常不解的。

好比吴念真,他住的是近亿的豪宅,出来还是“我是矿工之子”,“受苦的台湾人民”。我真的认识很多很多做劳工运动的人,或者是靠帮人家搬家过活、实践理想的人,我会觉得,光环留给这些人吧,留给这些真正名副其实的人,你不要什么都要。你要去过更好的生活,这是人性,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不要连最后这个光环你也随便拿来。这个断裂我是很受不了的。

正午:所以您最不喜欢的实际上是这种言行不一、占尽好处的人?

朱天心:对,我觉得要过好生活是没关系的,就去,不要回头来讪笑、践踏你也曾经认真对待过的事物和人,不要这样。

正午:我以前也听过您批评过詹宏志,曾经是文学同路人,朋友,进入文化商业之后,就各自走上歧路。那时候还觉得很遥远,后来发现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事情,比如有的人一身都是奢侈品,文章里却要做左派的代言人,或是很多人在媒体萧条的时候离开,明明是去赚钱,却要哀叹新闻理想已死,好像自己是被亏待了。这样的事总是令人很厌恶的,但是大家曾经是朋友,也就忍住不讲,更不会写在文章里,还点名道姓。所以我看《三十三年梦》,也还有点惊讶。您是怎么想的,怎么会决定要公开地写出来?

朱天心:我会觉得,写这个书要是还遮遮掩掩……因为就是要存其真,把自己过去的这一段,认真地写出来。

其实私底下骂他们两个的人可多了,可是当面仍然是你好我好,我就不想当这样子的人,我好受不了这样子的社会气氛,或是这个世界的状态。詹宏志,曾经也是唐诺出版社的老板呐,他到最后都还要我们跟他去那种富豪之旅,帮我们出旅费,就好像是某个时代的贵族很喜欢求个文人或者是画家来跟你对话。那这是干什么呢?我会觉得,要是连我自己有这么强烈的想法都不说的话,我去怪人家乡愿什么呢?人家的考虑也是一样的。

正午:《三十三年梦》几年前在台湾推出的时候,我看到的评论,基本上是批评居多。其实书里关于吴念真、詹宏志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是被炒得很厉害。一方面我很理解,因为台湾社会是很温柔敦厚的,大家说话都很委婉,所以您的批评很刺眼。可是我仍然觉得奇怪,为什么您这些批评会在台湾激起这么大的反弹?

朱天心:有一个大背景,台湾这些年的政治操作形成的反中国、甚至仇恨中国的情绪,使得像我们这样的外省人变成替罪羊。当然也有很多会看风头、比较机灵的外省人,要不就不说话,不说任何人,不批评时政,不批评当局,要不就会直接地转向。我们这种就很容易被当成替罪羊。像网络上,我看年轻一代描述我跟天文,说她们就是文学圈的大S、小S,在中国赚钱,然后死赖在台湾不走。

最荒谬的是,我写这个书,他们怎么说?就是一个中国人,看不得台湾人有钱。吴念真詹宏志是有钱人。省籍激化到,不听你任何理由。

朱家合影。从左往右:天衣,母亲刘慕沙,父亲朱西宁,天文,天心。

朱家三姐妹。从左往右依次为:天衣,天文,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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