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好的关系,茶在江湖漂

一个小男孩儿和熊成了朋友,他们彼此喜欢,深深依恋。遗憾的是,这头熊有个缺点——口臭。但由于孩子非常喜欢这头熊,他从来没有告诉过熊它有口臭。

写到韭菜的诗浩如烟海,最让人感怀的是那首《赠卫八处士》。在微信时代,我们很少有“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机会了,但这几年参加同学会,也常常发出这样的感慨:“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几天前,我因故滞留阿姆斯特丹机场10小时,幸好有一间亚洲餐厅让我得以休息。我点了一壶巴厘绿茶,是绿茶泡小玫瑰花苞,喝一口,馥郁的香气便传遍全身经络。不过第一泡还是有点尴尬,开头没出味儿,最后几口又太浓。我满心期待第二泡,想象着那感觉必将如江南四月,草长莺飞。

有一天,孩子和熊发生了一点争执,孩子气冲冲地和熊说:“我其实忍你很久了,因为你是一只有口臭的大笨熊!”

然而杜甫这首诗,最让人动容的,并不仅仅是久别重逢的温暖。

我请女招待加水,她点了一下头就走了。我想她也许没听清,于是抓住第二位路过的女招待要求加水。这位单刀直入地说:“我们的茶不再加热水,你得再点一壶。”在她身后,第一位女招待袅袅婷婷地捧着一壶新茶走过来,换掉了那壶还没完全泡开的茶。荷兰人的精明全世界都知道,可是,为了多卖一壶茶,就杀掉一壶正值“妙龄”的茶,这是犯罪啊。

熊听了愣了一小会儿,然后从房间里拿出一把水果刀对孩子说:“你往我身上捅一刀”,孩子非常纳闷,却还是照着做了。水果刀在熊的身上划出了一个伤口,鲜血直流。

二十年前,我参加过一次人类学系的短期活动,把吾乡乡下的某个村庄作为田野考察点,住了一个月。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毕业后卷入恋爱、结婚、生子以及家母病故的人生洪流,匆促不问前尘。前年春天,我突然想到那个村子,莫名地想再去一次,尽管也没想明白,去了要干什么。

荷兰人贩茶的历史悠久。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把茶叶销往欧洲。年鉴派史学家布罗代尔还闹了一个笑话。他的著作《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里,引用了一幅来自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版画,图注为“18世纪出岛的日本人所看到的荷兰人和中国人同桌饮茶”。画上醒目的汉字标题“奕山、杨芳和义律结和好图”被视而不见,也没人指出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广州和约》的签订现场,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爵士也被认作“荷兰商人”。

熊告诉孩子:“我要离开这里,一年以后我会回来找你。”说完熊就离开了。

总之就去了。仍住在当年寄住的大叔大婶家,故人相见,倒也说不上多激动,只是反复地确认着,村子里哪一个老人在哪一年去世了,果然真的是“访旧半为鬼”了。

法国人不关心中文,对喝茶倒很上心。18世纪时,巴黎上流社会把喝茶当作“中国风”时尚里不可或缺的部分。宫廷画家弗朗索瓦·布歇画了多幅《中国花园》,和谐与喜悦都被浓缩在这洛可可化的中国花園里。这奠定了后来西欧插图画家对中国视觉想象的基调:东方是西方的后花园。布歇还给专供皇家的瓷器工场塞夫勒设计了一些具有中国风的茶具,学习明清瓷器的“开光”装饰,器皿上画出小窗子,让人窥见绣房里的红男绿女。

熊不在的日子里,孩子怀念熊的温暖和善良,他甚至觉得熊有点口臭也无妨。

那也是晚上,大婶从地里摘了芹菜,煮了两碗粥,吾乡有吃夜粥的习惯,在待客之道里,一碗夜粥,象征着柔情的体贴。

伦敦绅士佩皮斯在1660年第一次喝到茶,很快,茶和英国人的社交癖一拍即合,成为贵族十分重视的一项传统。茶会可以是大聚会,画家查尔斯·菲利普笔下的《哈林顿爵士府上的茶会》里,这些绅士就开了3桌茶席。茶会也可以小到只有三五人,比如威廉·霍加斯画家庭肖像画常以茶聚为背景,以期自然地展现每个人的神态——此类画叫“聊天图”。老派英国人的请柬,一般写“某先生和太太下午3点在家”,雅在含蓄。

一年到了,熊终于回来了,孩子迫不及待地跑过去跟熊道歉:“我错了,我不该嫌弃你。”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弗吉尼亚·伍尔夫写过散文《伦敦人》,说一位太太每天下午5点都在家备好茶点,等她的客人,正如蜘蛛在网上等着猎物。她的猎物并非那些定期来报到、早过了更年期的先生和女士,而是他们带来的伦敦最新动向:谁和谁结婚了,哪里在上演新戏……英国人喝下午茶,品的不是茶,也不是点心,而是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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